2．探究思路，提高积极思维能力。

1．结合注解，疏通字句，通过关键语句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体会本文的思想文化意义。

2．理清局部思路，弄明白一段文字，一句接一句，后一句接前一句的道理。

1．结合本文的结构，了解演讲辞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的特点。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得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是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比如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现在的大学里，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科学，这都是应该尊重的。谁讲得好，谁就应该受尊重。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换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示范教案]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教学目标　

　　 我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8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　 北　 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4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3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　 书　 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投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本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6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二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M．Gugau，1854年至1888年)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季进士出身，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他忧民族危难，愤清王朝腐败无能，于1898年10月弃官南下，兴学育才以救国。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4月，与蒋观云、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开始倡言反清革命，并与教育会同人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培养革命人才。1904年11月，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翌年加人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起，留学德国，旋人莱比锡大学，并从事译著。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2月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之专使。7月因不满袁专权，愤而辞职，再次赴德留学。一度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后转赴法国从事译著。1915-1916年在法国参与创办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被推举为中方会长，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整顿学校，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中，竭力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底，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并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1940年3月；日，在香港病逝。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这确是恰当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其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蔡元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培植了许多优秀人才，为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扫荡旧习，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与革新，把一个原来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职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所乐道，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思想，留下大量的教育论著，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有独具慧眼的精到的见解，这些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1928年，蔡元培创设中央研究院，他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十三年，直至逝世。这是他继革新北京大学之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蔡元培极其重视科学事业，深刻理解发展科学事业对强国富民的特殊重要作用，积极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方法，他在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发扬民主，知人善任，延揽了一批如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赵元任、陈寅恪、任长恭、周仁、王家楫、陶孟和、陈翰笙、余青松、李济这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热心提掖后进新秀，培养了许多科学研究人才，使他们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论及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时曾指出：“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他担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这些表现之外，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仍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在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1507页、1508页)对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蔡元培确是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蔡元培也是我国近代美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美学家与美育实践家。

　　 突出地揭示美育对激励人生奋发精神的积极作用，这是蔡元培在我国美育史上的一大功绩。充分认识美育对人生的意义，正是他重视美育事业，包括绘画、雕塑、音乐等一切艺术的思想理论根源。1912年春，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当局身份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教育方针。同时，积极倡议、支持、资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举办各种活动，保护文物古迹，撰写论著，四处演讲，目的在于通过美育来完善人格，改造人们的世界观。1922年，他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提出完整而系统的方法，规划全民实施美育的蓝图。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两所日后驰誉中外的艺术院校，1927年10月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今为“上海音乐学院”)，1928年3月于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今为“中国美术学院”)。这两所院校在半个多世纪里集中不不少知名教授，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

　　 蔡元培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深为世人所钦仰。“人世楷模”、“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1936年1月《祝蔡孑民先生千秋诗》)的赞誉，对他来说决非溢美之词。任鸿隽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毫不假借的斗士。”(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他的学生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身居高位，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他酷爱的书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蔡元培这种真诚待人十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精神，源于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学生深深的眷恋和崇高的责任感。他的这种浩然正气和高尚道德情操，至今仍是公务人员的楷模。

　　　 (节选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关于图书一事。

蔡元培先生一贯对图书和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开幕及中国版本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致词，强调科学家对于图书的重视。在他的心目中，图书馆是学校之外的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在任职演说上，他就把充实图书馆做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纳入改革的日程中。且在书籍的内容上也做了说明，这和他推行的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是分不开的。学生可以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出的书籍更新旧的观念，也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研究。在任职后，他曾亲自为图书馆筹募资金，开源节流，以购图书，还曾向社会倡导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可见，蔡元培先生对图书馆的一往情深。

[思考·探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的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

蔡元培先生在就北大校长任职演说中，对学生约法三章，对他以后在北大的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所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迄今尚有很高现实意义的教学理念，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直到现在，把这篇演说词选到高中课本，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种于高中生远离世俗的侵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物质种益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在一部分高中生的眼中，考大学还是摆脱现实的困窘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花苦功夫只为考个好大学，使自己有个好前程。不仅在学生中，即使教师在对学生教育中，也会隐约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倾向。而部分大学不再把追求高深学问作为它的目标，学校里人文课程被功利主义者嗤之以鼻，不予重视。学校没有一个好的导向，势必会对学生误导，使他们通过学校对社会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

自实施素质教育以来，全国各学校似乎都把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一时之间，德育教育像是成了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事实上，很多学校对学生还是侧重于知识的传受，把升学率看做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对学生的德行教育还是流于形式，背离了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由于学校疏于管理，很多学生贪图享乐，宽松了对自己要求。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在学校附近开网吧等娱乐场所，使学生沉溺于其中，荒费了学业，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现在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多是家中的小皇帝，很多学生很自私，有唯我独尊的性格特点。在家眼里没有父母，把父母看成是自己的奴仆。在校眼里没有师长，在老师批评时以怒目相对，对同学，合得来的讲哥们义气，合不来的动辄以打骂解决问题。在近些天，常有校园或与学生有关的家庭恶性事件发生，造成极坏的影响。

由此看来，蔡元培先生的这篇演说词还在为中国教育敲着警钟。

[拓展·延伸]

19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先生看清了中国的现状，清醒得认识到，要想变革必须先行培养人才，于是他走上了倡导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推行先进的教育方针政策，力图打破封建主义坚固的落后教育堡垒，培养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人才。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但他毅然赴任，于1916－192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实际1923年离北大)。在任职演说中，对学生约法三章，锐意改革。他首先整顿了教师队伍，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之后又积极聘请学识渊博且思想进步的刘半农、鲁迅等加入北大行列。对不称职的教师坚决辞退，不予任用。其次蔡元培先生树立了良好校风，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多方学习，形成自己富于个性的独特思想，形成了独立进行专业研究的能力。再次，他还实行了开放性办学的方式，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接收女学生，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

就在作者任职两年半之后的1919看，他曾写宣言〈〈我绝对不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一度要求辞职。辞职理由有三点：第一，校长的身分为半官僚性质，于是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有着无数的繁文缛节，受管制太多，令人痛苦；第二，无法达到思想的自由，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约束，令人窒息，对新思想如同对待“洪水猛兽”，强行干涉；第三，北京正是风俗日偷，道德沦丧的社会，将人沾染上污浊。蔡元培先生虽然态度坚决，但并未能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因为北京大学离不开他。在几年的时间里，蔡元培先生以他先进的教学思想、广博的学识以及个性的人格魅力，打下了北大百年的基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局面。毛泽东尊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2．内容上的特点

在行文过程中，作者不避矛盾，虽寥寥几语，可对现实的分析却精辟透彻。可见作者对北京及北京大学的了解程度，并在任职伊始，就指出了北京大学的发展方面。作者在接任校长的职位之前，就向汤尔和先生，了解了北京大学的情况，所以确定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要求学生学实际知识，放开学生的思想，让其自由健康地成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不到十天的日子里，就聘语积学而热心的陈独秀先生，解聘不称职教师，让学生乃至于社会看到了改革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作者针对北京社会的“风俗日偷，道德沦丧”的现状，对学生提出了德育的新要求，做到了有的放矢。希望学生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修心养性，能以天下为己任，经身作责，担当起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对敬爱师友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品德教育的另一侧面。显然只有这样，才会在北京大学形成一个良好的求学环境，才能形成良好的校风。

1．作为演说词的特点

本文在行文结构上开门见山，接触正题，以校长的身份，提出对学生约法三章，层层深入，说明了演说的意图，都直接关系到学生以至于学校的前途，有针对性，能抓住听众的心理。每天段的开头句都是该段的中心句，不旁逸斜出，便于听众把握演说的要领，并能引发听众的思考。演说的内容做到了中心明确，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讲得清楚明白，有一定的感召力，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语言上，没有生僻词语，虽是浅易文言文，但由于多用短句，并不觉得晦涩，相反对于北大学生这样的听众来说，更是言简意赅，令人回味；，有些口语富有表现力，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严肃中还有体帖，可谓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