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种情怀

①从什么角度说明不必羡慕宇宙的无穷?

从“变与不变”的角度,从变的角度说,天地宇宙也是瞬息万变的,就如水和月亮一样,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月从亏到盈不断地变化;从不变的角度,我和万物都是永恒的。

以水和月为喻的一段议论,可以看出佛教禅宗对苏轼的影响。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生命是短促的,但他参与了整个人类的生命活动,而作为整个人类,又同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这种“物我一致”的观点说明了苏轼对生命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

大自然是个无穷宝藏,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所以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不该取的不取,该取的就取。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而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这样议论最后又回到了“乐”上来。

②作者是如何阐发自己的人生感悟的?

 苏子的回答照应文章开头的写景和客的笑话,以明月、江水作比,说明世上万物和人生,都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从变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就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能保持不变;而从不变的角度看,万物和人类都是永久存在的,用不着羡慕长江的无穷和明月的永不增减,也用不着哀叹人生的短促。应该轻物质而重精神,执着于自己的不朽事业,保持平静超然的心态和乐观旷达的情怀。

③如何评价作者的观点?

作者的某些语言容易被误解为及时行乐,但这种思想并未从文章中直接反映出来,作者表明的观点是希望一个人不要发无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种看似超脱尘世其实并不现实防幻想境界;而应适应现实,在目前这种宁静恬适的环境中不妨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作者的这种观点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这种观点并非科学,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杀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总之,在当时的背景下,作者的观点还是积极的。

2.一种手法--主客体对答④⑤

①“客”是如何闻发当时的情怀的?作者是怎样将情、景、理结合在一起的?

“客”之所以“悲”,在于触景伤怀,有感于人生短暂。眼前之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操的诗句,进而联想到曹操兵败赤壁的惨状。这么个“一世之雄”尚且随着“大江东去”,而销声匿迹,有为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生命短暂、有志而无为者,羡慕长江永恒,哀叹人生短暂,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茫之中。虽为客语,实际反映了作者本人思想中的消极面。

通过“客曰”,由眼前的“江水”“明月”想到曹操、周瑜两个英雄人物,是写景;再由他们的“而今安在哉”,揭示人生短促之“悲”,是议论;引出曾、周两人,更见己身之渺小,自然生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是抒情。

写曹操不是为了说明他是英雄,重心在“而今安在哉”这句上,为了突出像他这样的又是诗人又是英雄的人物最终同归于“空虚”的忧思悲绪上;还有这一段的对比是为了写“悲”,不是为了写人生短暂。

②结合全文,应如何认识文中的“主”与“客”?

“主”“客”实为一体,抑客而扬主分别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消极和积极的心态。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苏轼的泛舟夜游具有纪实性,同游之“客”确有其人,就是道士杨世昌。杨世昌,字子京,蜀中绵竹武都山道士。杨道士善画山水,长于音乐,通晓天文历算,懂得医药酿酒。是年五月自川入鄂,这位多才多艺的方外之人留居黄州交游苏轼,至次年五月始离去。苏轼《与杨道士书帖》:“十月十五日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来,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也。”此明确记载《后赤壁赋》中之同游者为杨道士,则七月十六日同游者亦应为此人。杨道士善吹箫,“识音律,洞萧入手清且哀”(苏轼《次韵孔毅父》),“客有吹洞箫者”,与此记载亦相吻合。但《赤壁赋》核心内容所记之“主客问答”,却不宜将“客”之言理解成杨道士言语。“客”引曹孟德诗,议人生之失意,“托遗响于悲风”,苏子借水月消解人生之苦闷,从清风明月中求解脱,为赋体习用之“拟客发议”手法。这里的“主客”,实际上都是苏轼自己,“客”之疑问和“主”之超旷,是苏轼思想矛盾的表现。故赋中抒情议论之文字,又不必将“客”坐实为杨道士。

③一般的人,在忧患于人生短促和虚空时,他是怎么做?

喝酒,及时行乐。像曹操《短歌行》中说的:“何以解忧?(众生齐念)唯有杜康!”

这是古人解救自我的好方法。李白在感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以后,不是接着说:“浮生如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庄也说过:“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但苏轼不用此法。他认为举杯消愁只有愁更愁,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欲求精神苦闷的真正解脱,只有求之于自身在哲学上的“解脱”,所以虽然他借客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情,但醉翁之意并不在宣扬这种悲观的论调,而是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方法,力求阐明万物变与不变的道理,超脱于无益的悲观,凭仗哲学武器,他的精神世界也就随之而转出了一个更新的境界。因此文中的“悲”与豪放风格并不矛盾。

苏轼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人家庭,从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尤其是在父亲苏洵由发奋读书而入仕的影响下,早年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仁宗嘉花二年(l057 年)苏轼中进土,年方21岁,嘉拓六年,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由此,踏上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仕途生涯。

此刻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一大批有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要求变法改革,青年苏武也积极参与其中,多次上书并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虽然如此,但由于他希望对改革应采取温和态度的政治主张和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使他没有认识到当时豪强兼并土地带来的对会危机,所以,宋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武倾向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反对新法,从而卷入了上层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利更迭的受害者。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其实是谏官李定、舒擅、何正臣三人断章取义地摘出他讽刺新法的诗句进行诬陷。“乌台”即御使府),后经苏辙等人营救才免罪释放,被贬满黄州团练副使。从“乌台诗案”到流放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政治上失意访惶,精神上孤独苦闷。但是生性旷达的诗人在老庄佛禅和山水之乐中求得解脱,自号“东坡居士”,并写了千古传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充满哲学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名篇佳作。

等到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变化,新党失势,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等职;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看到新法的某些良处,并在实际中实施,当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时,他又挺身而出主张对新法“参用所长”,因而被诬为“王安石第二”受到排挤。及至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上台,又以诗人曾依附旧党为名将年近六旬的诗人贬岭南惠州,再贬海南儋州。

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苏轼终于遇赦北归,次年7月客死常州。去世前两个月,诗人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到“心似已灰之本,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颇有几分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空漠之意和苍凉之感了。

纵观苏轼一生,既坚持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文化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高度和谐。无数的宦海风波和人生挫折铸炼了诗人宏大旷达胸怀——尤其当我们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时,能否更多一些人生的感悟与哲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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