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赤壁赋》中借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达了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纵情山水、及时行乐的思想情绪和生活态度。掩卷而思,这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决定于儒、道、佛等文化在他身上的综合积淀。

苏轼小时候就立下远大的志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像东汉范滂那样有学问有气节,为理想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步人仕途之时,也曾有“胡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那种施展抱负、展翅高飞的万丈豪情。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早就使他确立了经时济世、身体力行、造福民生的宏伟目标。

但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同,被小人诬陷入狱,进而被贬黄州,理想与现实再次出现巨大反差,心境和生活境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和朋友游赤壁时,触景生情,自然要抒“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知不可乎骤得”的慨叹,发壮志难酬的悲哀。

然而坎坷的经历,囚犯般的黄州生活并没有使苏轼消沉下去,他以一种超然乐观、旷达洒脱的胸怀和气度,在难以忍耐的苦难环境中自得其乐,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当中亨受“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种乐观与洒脱,源于《庄子》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及齐物的自然观点。人原本是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死与昼夜的变化是自然规律,生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死是人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苏轼年少读《庄子》时,就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觉得《庄子》所讲的道理,是自己一向心中所想的:“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人生所遇无不可”,“我生百世常随缘”。苏轼常拿起从《庄子》中获得的思想武器捍卫自己的心灵,保持乐观的情绪,应对人生的坎坷。是道家文化使他在人生的疾风暴雨面前自我调适,超然旷达而不封闭自虐、怨无尤人。《赤壁赋》中主人对客人的劝慰正是苏轼用老庄思想与厄运抗争的表现。

佛教的揭示人生与宇宙本质的教义,对苏轼也有极深的影响。苏轼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和尚、道士,他也常出入寺、观,获得超越是非、荣辱、得失的人生了悟。然而,佛老的超世、避世思想,并没有使他人世的理想泯灭,“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客之悲萧之音也恰是由此歌声引发,或更恰当地说,这正是苏轼心中的一个“结”。

所以说,《赤壁赋》鲜明地表现出儒道佛三种文化在苏轼心中的碰撞和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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