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

[人物介绍1]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仁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人物介绍2]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1838年4月12日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书香门第。1865年(同治四年)，江南甲子科乡试时，薛福成参加，但并未作答，而是致书曾国藩(乡试后打扫乡试房间，才发现薛福成写了一封信“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曾召见薛时，薛是位“美男子”)，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1875年(光绪元年)，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旋被李鸿章延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10年之久，曾为李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1879年，上书反对清政府授予英人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大权，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同年，撰《筹洋刍议》，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抵制外国商品倾销，扩大丝茶出口，以改变外贸入超。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击退法舰进犯。1889年，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订滇缅界务、商务，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1894年返国。5月28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6月19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人物介绍3]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893年，一部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著作《盛世危言》终于出炉。《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1、维新派的出现：19世纪70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逐渐深入有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内政的主张。洋务运动期间派出国的留学生和外交使节回国后，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它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反映。这些人成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早期改良思潮的出现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认识时代的局限性和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性；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尤其是成功的实践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

3、一批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为中华的崛起而不懈努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公车上书和强学会；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的维新变法活动。

难点：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特点。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四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维新运动兴起的情况：早期改良思潮，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公车上书和强学会，梁启超与《时务报》。早期改良思潮在鸦片战争后便出现了，是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进行了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从而促成维新变法局面的形成。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教师多注重纵向知识的归纳比较，培养学生掌握梳理知识线索的学习方法，并将本课的教学既放在戊戌变法这个主题下来进行，同时也要以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从而体会中国近代思想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发展历程。

★教学过程及要点：

(新课导入)采用谈话导入法：

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变法主张迅速传播。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展开了维新变法活动，积极思考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寻求新的救亡图存的方法和道路。他们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被瓜分危机。

由此导入新课学习。

(二)过程与方法：

1、归纳总结：分析维新思想形成的背景，总结维新思想的形成过程。

2、历史比较：比较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维新思想特点。

3、问题探究：探究维新活动的深远影响。

(一)知识与目标：

1、早期改良思潮的主要代表和主张。

2、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特点和维新变法活动的影响。

3、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的思想特点，维新派活动的历史影响。

1、原因：

(1)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在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是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中国贫穷落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

(2)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

(3)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 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 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2、表现：出现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

根据教材两个表格，可知：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仅是官督商办、官办企业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不到，仅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22.4%； 而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其中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最集中的行业。

3、困难：举步维艰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从军事工业起家(而不是从民用工业起家)，直到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才成为中国近代化主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等不足，导致竞争性不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家又多是官僚地主、贵族商人转化而来，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轻工业部门艰难成长，重工业几乎为零。而且，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分布不平衡。这种畸形的民族工业，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正常发展道路。

4、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教学小结：

这节课，我们所学习的是戊戌变法的背景。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要掌握戊戌变法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政治基础：(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2)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

经济基础：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

思想基础：改良的维新思想的出现。

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解答：

⊙本课测评：

1、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参考答案提示：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缓和了列强争夺中国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强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2、简述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状况。

提示：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

⊙学习延伸：

你是否能结合梁启超这段话，分析一下甲午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答案提示：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国土，而且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这一危机深深地刺激了统治者，促使更多的人发愤图强。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第2课　 维新运动的兴起

★课标要求

了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政治主张。

★教学目标：

3、结果：

①遭到官员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2、措施：节支增收

(1)增额度：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征收额度；

(2)降薪俸：降低官员薪俸；

(3)裁军节支：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开支；

(4)增税收：加强鸦片税的征收，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

1、原因：

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

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白银，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万两白银。

②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备课资料1]关于列强争做中国债主的两点补充说明

清政府向列强贷款的原因：《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空前巨大，清政府当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白银 8 000 万两，而赔款近此数字的三倍，必须在三年内付清。为了偿付大量赔款， 清政府只有举借外债。这就给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向清政府提供有政治条件贷款的机会。

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贷款给清政府的原因：①贷款增强了贷款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如1895年俄法贷款为俄国势力深入东北、法国势力深入西南开辟了道路。②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财政，从经济上掠夺中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四年间，清政府举办了7次对外借款，其中数额最大的三次是1895年的俄法借款，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每次约为白银一亿两。这三次贷款都以海关收入为抵押。当时清政府海关年收入约2 000多万两白银，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因此，控制海关就可以左右中国财政，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同时，还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③通过贷款，进一步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三次大贷款都明确规定，不准提前还清，说明帝国主义不但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追求政治特权。英德两次贷款中， 都规定全部还清贷款前， 中国海关管理制度不准改变。 ④通过贷款， 获取巨额利润。

[合作探究]今天我国政府引进外资与19世纪末清政府贷款的不同点？

从背景看，清政府的借款是在帝国主义加大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中国成为主权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目的看，清政府借款是为了偿还战争赔款、“赎辽”费用以及满足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性质看，清政府的贷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是奴役性的贷款；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从影响看，清政府的大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有力地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备课资料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分行主要有：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为了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输出资本，1898年将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为中英银公司。其任务是：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备课资料3]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凭”第三款又规定：“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这样，帝国主义根据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这些工厂又取得与华资工厂及洋货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厂中，有矿冶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隶、奉天等地，如英国的增裕面粉厂、和丰船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纺织局，美国的鸿源纱厂、美国烟草公司、美国机器碾米厂、通兴煤矿，德国的瑞记纱厂，日本的云龙轧花厂等。

[备课资料4]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铁路权简表

①长春至大连段，1905年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洲铁路。

②1904年俄国将此项路权转让给法国。

③京奉铁路由山海关至北京段是中国自筹款项修建的，1896年已建成。英国夺得的是关外续修工程。由于俄国的反对，该路于1903年修到新民屯便停止展筑。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又强行从新民屯向奉天延伸，这一段又称新奉铁路。

④此路深圳以北为华段，深圳以南为英段。

⑤此路以苏鲁边的韩庄为界，以北属德，以南属英。

[备课资料5]“租界”与“租借地”的不同

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而租借地是19世纪后期列强主要出于军事目的向弱小国家租借大片战略要地。

租界的面积通常只有几百亩，且所有的租界都不包括水面。租借地的面积一般都有几百平方公里，多数包括水面(江面、海面)。

行使租界行政管理权的主要是租界开辟国驻当地的领事，或者是侨民自治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租借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则多是租借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总督。

在租界内，开辟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但华人或其他外国人在租界内犯罪则执行中国的司法制度。在租借地内，无论中国居民还是其他外国人，完全受租借地殖民当局的司法管辖。

承租租界土地的外国政府或侨民须向中国政府交纳地价金、地税，辟有租借地的国家不交一文钱。

[备课资料6]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为争夺中国市场，协调列强矛盾而提出的侵华政策，又称“海约翰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竞相在中国租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早先忙于同西班牙战争的美国在不甘心的情形下，采取了适合它自己的政治外交政策，与欧洲各国抗争。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伦敦、彼得堡和柏林的大使，以美国政府名义把对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递交英、俄、德三国；10月，又把同样内容的照会递交法、意、日政府。照会宣称：为避免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发生冲突，保证彼此之间的商务利益，美国政府特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基本内容为：一、各国在中国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之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别国不得加以干涉；二、中国现行之关税率对于一切所谓势力范围内之口岸装卸一切货物，无论何属国均为适用；其税率应由中国政府征收；三、势力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别国船舶不得课以较对本国船舶为高的码头税；势力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在运输别国货物时，收费不得较运本国同样的货物为高。

海约翰标榜“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但实际上其侵略野心极为险恶。首先，这一政策完全肯定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取租借地的现有格局，肯定了欧洲各国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其次，美国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要求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不实行独占，使帝国主义各国在华都能享有共同的经济利益。

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美国的经济实力虽日渐雄厚，但军事力量终究逊人一筹。就当时美国的实力而言，“门户开放”政策在它在当时形势下最大限度谋求在华权益的最好办法了。美国推行这一政策，实质是企图凭借自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畅通无阻的渗透和扩张，绕过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最终达到独占中国市场的目的。

在其他列强看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鲸吞整个中国，因而也乐于接受美国的倡议，保住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并通过“门户开放”从别国势力范围内取得某种利益。英国由于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在对中国的竞争中已感到力不从心，企图借助美国阻止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以首先赞同；不久，其他国家也都相继表示接受，俄国的态度稍嫌搪塞支吾，海约翰担心俄国一旦公开拒绝会给其他列强取消对“门户开放”的赞同制造借口，所以认为俄国尽管只是虚假的敷衍，总比拒绝要好，于1900年3月20日匆忙宣布：“各国政府已接受美国所作的关于对华贸易的声明”，美国政府认为这种接受是“最后的和确定的”，可见，“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协调彼此矛盾，本着各国都能接受的原则共同宰割中国的强盗政策。从此，中国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共同市场。

同年6月，美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战争中列强们为争夺更多的侵华特权明争暗斗，矛盾再度加深。美军在八国联军中的人数较少，竞争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海约翰于1900年7月3日再次照会各国政府，发出所谓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宣称：各列强应“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保障所有条约及公法对列强保证之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国各地均等，公正通商之原则”。海约翰还标榜美国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俾可在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幌子下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证它们对中国的共同占有。”欧洲列强此时也感到，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较之势必引起中国人民激烈反抗的“瓜分”政策更为有利，于是再一次达成妥协，一致拥护这一政策，共同“保护”、管理中国，共同扶持清政府以继续统治中国。此后，“门户开放”政策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方针的共同基础和原则。

然而，随后的日俄战争冲击了“门户开放”政策，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更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列强的正式承认，而作为对华政策被载入《九国公约》，直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门户开放”政策才随着旧中国的覆灭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