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散文家、历史家。生于苏格兰农民家庭。早年深受加尔文派宗教思想的影响,反对教会的烦琐教义。1821年开始学习德国文学与哲学,曾撰写《席勒传》(1823~1824),并翻译过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第一部(1824)。

1833至1834年著《成衣匠的改制》,假托一个德国哲学家的生平与见解,实际带有自传性质。它的第一部分讲“衣服的哲学”,作者认为整个宇宙是披盖着万物的一套衣服。第二部分叙述这个哲学家早年失恋后思想变化的3个阶段:“不断的否定”“冷漠的中心”和“不断的肯定”。这部作品的行文,有时幽默,有时愤世嫉俗,有时迹近怪诞。它出版之初曾遭到许多评论家的非议,几年之后才因它有助于启发人们怀疑和思考而得到重视。

卡莱尔的基本哲学思想是: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神圣的理念”的体现,因此是唯心的;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神圣的理念”。他在生活十分困难之时开始写作《法国革命》一书,于1837年出版。他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把法国革命解释为对王朝和贵族的愚蠢和自私的报应。

卡莱尔成名后,曾到各地演讲,其中一部分讲演稿于1841年出版,书名为《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书中评介了作者认为的各种英雄人物,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先知穆罕默德,诗人但丁和莎士比亚,约翰逊和彭斯,教派创始人路德和诺克斯,政治家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等等。两年后,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英雄观,认为历史上强有力的人物推动历史的前进,发挥了值得称颂的作用,而当时19世纪的一些领导人昏愦、软弱,因此社会充满混乱。卡莱尔后来的著作,如《克伦威尔》(1845)、《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1858~1865)等,也表达了他的这种观点。同样,卡莱尔的文学评论也是企图阐明诗人是怎样意识到并展示“神圣的理念”的。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1803年5月25日生于波士顿一个牧师家庭。1882年4月27日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去世。17岁毕业于哈佛学院。1826年进入哈佛神学院学习,次年被获准讲道。1828年成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属于当时在新英格兰居优势的惟一神教派。后因不赞成这一教派的某些教义,放弃神职,于1833年赴欧游历,拜访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兰道尔、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与卡莱尔结为知交,并深受康德先验论哲学的影响。回国后于1836年出版《论自然》一书,这部书几乎包含了他所有重要的思想的胚芽。书中认为,精神法则存在于自然的中心。自然对人来说,不仅是物质,也是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自然过程都是精神的体现。人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人本身就是有限的造物主;世界之所以缺乏统一,是因为人自身的不统一。每一种自然现象都可在头脑的能力和特性中找到其根源;梦比实验能够更深入地揭示自然的奥秘。书中还阐述了他的美学观。他认为美是上帝给德行打下的印记,美的创造是艺术;对美的爱慕便是趣味,美是诗人追求的主要目的。他在书中还提出摆脱传统的束缚的思想,主张“跟宇宙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要求建立一种有创见的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诗和哲学,要求有“给我们启发的自己的信仰”,反对“在往古的枯骨中摸索或将一代活人套进陈腐的假面具中去”。

卡莱尔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在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上以《论美国学者》为题发表演讲,抨击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提出学者的任务是自由而勇敢地从皮相中揭示真实,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导人;他号召发扬民族自尊心,反对一味追随外国的学说。他提出“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过活”,“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要讲出自己的思想”。这一演讲轰动一时,对美国民族文化的兴起产生重大的影响,被霍尔姆斯誉为“我们的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1838年7月15日,爱默生在剑桥的神学院发表题为《神学院致辞》的著名的演讲,指出只要一个人秉心公正,他在一定范围内便是上帝,他也便有了上帝的安全、不朽与威严;他呼吁用原始的真理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他的这一演讲遭到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惟一神教派等势力的抗议和攻击。爱默生的哲学思想中保持了惟一神教派强调人的价值的积极成分,又吸收了欧洲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思想,发展成为超验主义观点。其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这一观点有助于打破当时神学和外国的教条的束缚,建立民族文化,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为美国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自1836年开始,爱默生、阿尔科特、里普利等人在波士顿的康科德不定期地聚会讨论“神学与哲学的不良状况”,这可以说是超验主义运动的起点。这一运动没有组织形式,没有具体纲领,通称为康科德作家集团或康科德哲学学派,又被谑称为“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创办评论季刊《日规》(1840~1844),发表文学作品和主张改革教育、伦理、政治等方面的论文。爱默生一度担任主编,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坚人物还有傅勒、海奇、弗兰西斯等。作家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和钱宁等人也曾被超验主义所吸引。惠特曼的作品也表现出超验主义的深刻影响。超验主义运动主要限于美国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之中,他们的作品往往陷入抽象的议论和冥想,缺乏现实生活内容。

爱默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不满,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和社会改革。1830至1840年,他曾认为解放思想和精神比解放黑奴重要,因而超然于废奴运动之外。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改变了态度,也明确表示反对奴役黑人,反对蓄奴制。1859年,他公开为约翰·布朗辩护。南北战争时期,他为庆祝黑奴解放宣言的颁布,写了著名的《波士顿颂》一诗,为黑人的平等权利而呼吁。

爱默生的著作大多用散文所写,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论自助》《论超灵》等,收在《论文集》(1841)和《论文集:第二辑》(1844)中。1847年和1867年分别出版两册《诗集》。此外还有《代表人物》(1850)、《英国人的性格》(1856)等。

他在文学上认为美的艺术目的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诗人是代表美的君主,但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和国家,也不能创造出完全不受教育、宗教、政治、习俗和艺术所影响的作品。他还认为,构成一首诗的不是韵律,而是由韵律所组成的主题,是热烈奔放和生气蓬勃的思想。他在诗文中不追求华丽的词藻,语言洗练,比喻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被称为“爱默生式风格”。他的诗富有高度的哲理性。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人人心里都有一份社会理想。这是千百年来“桃花源”声名显赫的根本所在。人类是相通的,“桃花源”并非只有炎黄子孙所独珍。读罢赫尔曼·黑塞所著的《堤契诺之歌》,我明白:外国有人不仅找到了“桃花源”,而且还在“桃花源”里安家落户。痛苦虽难免(他引用一个诗人的诗句曰:即使在此地,我仍是陌生的异乡人),但秉承“对土地、水、空气、四季、植物、动物活力的信仰”而“怡然自乐”;享受着暴风雨之后的宁静,享受着自由、空气、阳光、寂寞以及创作而快乐着:阳光轻柔地舔舐着我/照看着我,让我释然/让我忘却异乡的苦涩。(选自诗《罗卡诺之春》)这个人就是“新浪漫主义者”──赫尔曼·黑塞。

赫尔曼·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国南方,1923年入籍瑞士。194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堤契诺之歌》是他在战争及苦难日子的阴影,妻子精神崩溃,家庭支离破碎的双重压力下寻求解脱,终于在1919年寻到位于瑞士南方、靠近意大利的堤契诺(Tessin)后的精神产品。在堤契诺,他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流浪者之歌》(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等,赫尔曼·黑塞的声名也由这些力作而远播。如果说像《荒原狼》这类长篇小说作品是作者用人生的主要材料来创作的话,那么《堤契诺之歌》不过是作者精神领地里的“边角料”,也正如此,《堤契诺之歌》更能反映出一个“桃花源”村民的精神世界。

堤契诺四面环山,湖水清澈,四季分明,但天气变化多端,难以捉摸。在这里,黑塞有充分的机会融入大自然,观察大自然。在《在堤契诺重生》(1931年)中,他写道:“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后,我在艰苦的那几年苦苦思索,写了许多作品、画了许多画,但那都只是聊以自慰的绚丽幻影;我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自少年以来在另处未曾有过的经历。为了回报房子给我的一切,我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它、歌咏它,尝试以不同方式来回报我的感激之情。

一有空,他便背上画架,描绘树林、葡萄园、农村。万物均有灵性,散文、诗、画都是他与万物对话的桥梁。他希望借此灵性的沟通,而与万物相融合。他的这种大自然观,不觉间步入了中国诗人所传达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的境界。

住在堤契诺,黑塞毕竟与原居民不同。他从战争中来,从苦难中来,心中生出一股反现代文明、反美的倾向。在他眼中,美国正是现代文明的化身。作家寄情山水,融合自然,过隐士般的生活。他在宁静中见动静,内心的渴望、焦虑、无奈成为冰山在海水中漂流:

天气即将变得冷冽,雨水愈来愈多,落进花丛,落进紫色葡萄园及缤纷的森林里。我得爬上阁楼找出油灯,跪在那个讨厌鬼前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它才会再度为我点燃温暖。

中国有书画同源之说。黑塞的作品确也如此,在《蒙塔娜拉四十年》(1960年)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我一再将我的感激诉诸于文字,经常反复歌颂这里的山岳、森林、葡萄园与谷中之湖,另外还有克林格梭尔屋内的小阳台及大紫荆树,那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紫荆,但却在一场焚风中折断,因此,我以文章来咏赞它。我用掉的好画纸达数百卷,挤干了许多颜料,只为了以水彩及钢笔来画一间老屋、空心砖檐、花园围墙、远近的山峰,以表达我的敬仰。

黑塞也有痛苦,但他此时的痛苦不再是往昔做丈夫、做父亲肩上的负担,而是忧虑自然在现代的持续攻击下不断“现代化”:

由于旅客络绎不绝,这中欧仅存的桃花源,一年比一年更像柏林的卫星城。这里的车子逐年增多,旅馆家家客满,连脾气最好的老农也架起铁丝网,以免蜂拥而来的观光客踩坏他们的草坪。“一片片草坪及一座座森林消失了,变成建筑用地,筑起了围墙。钱、工业、技术、现代精神,早就征服了不久前仍如梦如诗的景色,而我们──这块土地的老朋友、知己、发掘者──就和讨厌、落队的东西一样,也该被堆弃在墙角。在土地投机客砍倒最后一株栗树之前,我们之中的最后一人会在栗树上上吊自尽。”(《返乡》1927)

中外对比,陶渊明及桃花源和黑塞及堤契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陶渊明41岁辞官后执笔描绘桃花源。黑塞42岁以后便在堤契诺安身立命。二者的“理想”均是在人生不惑、知天命之年对战争等人生苦难的“精神逃避”。步入桃花源,“土地平旷,房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派恬静平淡的自然风光。展望堤契诺:“夕阳西斜,黑夜来临/金色光芒悄悄染透屋舍/在深沉的暮色中/兀自绽放如花/屋已歇息/沉静,一如晚祷”“栉比鳞次的宁静屋舍/依山绵延,亲密如手足/古朴如歌/人人皆可朗朗上口。”(《暮色中的屋容》)

一边是“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边是“多里欧”(堤契诺一少年)看着他的牛:

如今,他已是个不大不小的十一岁少年,他也感受到季节交替的空气、夏天的厌腻、秋收后的懒散,并迎向亟须休息、梦幻般的冬天。终于,他在短短的青草地上躺下,取出牧笛轻轻吹了一下,试试该吹哪一首曲子;笛子只有两个音阶,但也够他吹出许多曲子。从那以树皮和木头制成的乐器里吹出的音乐,足以歌颂蓝色的风景、艳红的秋、袅袅的轻烟、红色的康乃馨。那简单原始的旋律忽高忽低,令人想起诗人维吉尔与荷马;那旋律表达对诸神的谢意,以及对土地、青涩的苹果、甜美的葡萄酒、粗糙的栗子之尊崇;那旋律赞颂蓝、红、金黄交错的湖谷的轻爽及远方高山的宁静,歌颂都市人不知道、也想像不到的生活,那种生活既不粗犷、也不可爱,没有深奥的哲理和英雄式的生活方式,但却深深吸引着每个有人文素养与英雄性格的人,因为那是失落的故园。(《堤契诺秋日》)

陶渊明和黑塞的表达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说:“虽无纪历志,四时自余乐,于何劳智慧”;一个说:“此地没有时间,没有今日,只有不断升起的太阳;除了四时移转外,此地更无变化,十年又十年,世纪复世纪。”(《与尼娜重逢》1927年)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老师,在她的教导下,不少慧心人交了高分试卷。细心的人们如果有时间对照参阅,比如再拿本梭罗的《瓦尔登湖》来,那么,再笨的人也会明白一加一不等于二而是大于二的道理。

(选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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