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停止支持各国社会制度的办法是拒绝执行杀人命令、拒绝一切与暴力有关的职务和活动他认为，人们支持各国现存制度是暴力机关得以存在，战争等暴力杀人事件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物质利益而去当兵杀人，当警察抓人。他要求人们认识到，交纳用于雇佣军的税收就是怂恿杀人。参军入伍或当警察就是参与杀人。接受元帅、部长、税收员、证人、村长、陪审员、省长、议员等与暴力有关的一切职务就是支持现行制度。他认为，只要人们克服自私自利之心，不接受暴力政府的一切职务，不交纳税收，不求助政府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土地、财产、安全和幸福；青年拒绝参军，士兵拒绝开枪和搏斗，警察拒绝向平民开枪；只要人们清醒过来，停止相互残杀，就可以根绝使人民饱受压榨之苦和战争灾难的社会制度。他说，“俄国革命应该摧毁现存制度，但不是用暴力，而是消极地用不服从的办法。”

3.使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的不是哪个具体人，而是社会制度，因此，杀死皇帝是白费力气他反对暗杀皇帝的暴力行动。他在评论无政府主义者杀死意大利国王亨伯特的暴力事件的《不可杀人》一文中指出，杀死皇帝就跟神话里讲的斩妖一样白费力气，杀掉妖魔的脑袋以后，又会长出新脑袋。老皇帝杀死了，新皇帝万岁，何必去杀他们呢？他认为使人民饱受压榨和战争之苦的，并不是哪个具体人，而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不应该去杀害皇帝们，而应当停止支持产生皇帝的各国社会制度。

2.战争就是大规模杀人，宣扬正义战争就是为杀人的罪恶辩护他说，国家实行普遍兵役制，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准备去杀人。任何一场战争，总是伴随着耗费巨资，毁坏庄稼、奸淫掳掠、烧杀挞伐等罪恶。人们宣扬所谓正义战争、颂扬战士的功勋、宣扬对军旗、对祖国的爱，就是为杀人的罪恶作辩护。他认为，一年战争对人民的毒害，超过一百年狂热暴徒的单独行凶作恶的总和，超过数以万计的抢劫、纵火和凶杀案件的总和。因此，他提出必须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行动。

1.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任何道德的首要和惟一的基础他认为生命是不可衡量的存在。杀人是最可怕的罪恶。他说，生命是没有重量、没有长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衡量的存在。因此，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去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杀人，乃是人的罪恶中最可怕的罪恶之一。不管杀谁，杀人总是罪恶，正如通奸、偷盗总是罪恶一样。他认为，暴力是恶，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管杀的对象是谁，也不管是否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都是恶。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任何道德的首要的和惟一的基础。如果允许暴力杀人、行凶，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学说。

2.鸟儿活着就是要飞翔、觅食、筑巢；山羊、兔子、狼活着就要吃食、繁殖、喂养自己的后代。它们的生命也是合理的，幸福的。人也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惟一的区别在予人单独去谋生就会死亡。因此，人必须为大家，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谋生。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人的生命才是合理的、幸福的、有意义的。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学巨匠。在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问题方面也是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以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为主题。其影响大的伦理思想是生命理论和以非暴力抗恶的伦理观。另外，关于道德自我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人们对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评价不一，但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言行一致、道德观点与自身实践相统一的人。他在道德自我完善事业上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

他说，要寻求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问题的正确答案，不必到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中去寻找，而要到普通百姓和宗教中去寻找。他说，“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生命意义的正确答案，他就和贫穷、朴实，虽然没有学问但是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农民接触，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并得出三条重要的关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结论：

1.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使生命本身不再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的。他认为那些以剥削为生的生命是寄生虫的生命，沉迷于情欲的生命也是罪恶与荒谬。这些生命都是毫无意义的，都不是真正的人类生命。他说，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是惟一真正的事业，他们的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劳动人民中，理解生命的意义，善于生也善于死的人不是两三个，十来个，而是几百、几千、几万万个。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28-1910)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生在图拉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1845年入喀山大学东语系学习，后来转到法律系。1847年辍学，回到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那，一面自修，一面兴办农民子弟学校。1851年春随哥哥尼古拉赴高加索，参加沙皇政府镇压山民的战争。1854年奉调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在高加索，托尔斯泰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中篇小说《童年》于1852年问世，署名Л．H．(托尔斯泰的名字和父名的字头)。1852-1856年间，他相继写了中篇小说《幼年》和《少年》以及一系列描写高加索战争和克里木战争的短篇小说(《伐木》、《袭击》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托尔斯泰早期创作时，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心灵的辩证法”和“直接的纯洁的道德感情”。

1855年末，托尔斯泰从克里木战争中归来。这时，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异常尖锐地提到俄国政治日程上来。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拟定了解放农奴的方案，但遭到农民拒绝。1856年着手写作早在1852年就已构思的长篇小说《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企图探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问题。但小说没有完成，其中的片断以《一个地主的早晨》为题发表。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考察西欧的社会生活，写了短篇小说《琉森》。旅行归来后，他一度迷恋“纯艺术”，写了中篇小说《阿尔贝特》(1857-1858)和《家庭的幸福》(1859)。但他很快从这种倾向中解脱出来，从1859年起又开始从事农民子弟教育活动，企图从根本上改革俄国的教育制度，并且创办了专门的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那》(1862-1863)。1863年完成了10年前动手写作的中篇小说《哥萨克》。

1863~1869年间，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这部规模宏伟的史诗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题材，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企图在爱国主义斗争中寻求贵族人物与人民的一致。

完成《战争与和平》以后，托尔斯泰准备写一部反映沙皇彼得一世的活动的小说。但1871年忙于编写《识字课本》，因此中断了这项工作。1873年转向现实生活题材，着手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于1877年写完。70年代，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民主主义因素和创作中社会批判力量空前加强，他正处在世界观转变的前夕。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断绝了与其出身的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的联系，成了千百万宗法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1880~1884年间，他在一系列论文(《忏悔录》、《我的信仰是什么?》等)中阐述了自己的新观点。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种“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达到了高峰，但反动的道德说教也更加强烈。80年代的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和《文明的果实》(1886-1890)等。

1891-1892年间，俄国发生严重饥荒，托尔斯泰积极组织赈灾工作，同时写文章猛烈抨击沙皇政府和贵族阶级。90年代仍然是他思想探索最紧张的时期。他已经感到“生活不能以这样的形式继续下去”，“结局已经来临”，但是他却极力鼓吹“勿以暴力抗恶”，否定革命改造现实的途径。1889~1899年间写作长篇小说《复活》。这是他世界观转变以后20年间文学和社会活动的总结，充分体现了他这个时期思想和道德的探索。

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10年里继续对贵族及其政治代表──沙皇政府采取批判态度，但也更尖锐地暴露出自己的思想矛盾。这个时期写有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1890~1904)和许多短篇小说。1905年革命期间，他既不赞成革命暴力，又反对沙皇政府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托尔斯泰晚年陷入深刻的思想危机而无法解脱，终于在1910年深秋从家出走，病逝在一个叫作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享年82岁。

列宁在1908~1910年间写了《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七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把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与俄国从封建主义往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与这个时代的农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深刻分析了他的种种矛盾，认为他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位子”，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

(选自《外国文学大词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鉴赏评价

不羁的艺术家

《贝多芬百年祭》从贝多芬的临终时刻和一件最足以表现其性格的佚事写起。开篇，叛逆的贝多芬便迎面而来。他“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溘然长逝，一如他生前唐突神灵，蔑视天地那样。他是反抗性的化身。甚至在波希米亚路遇奥地利大公时，他“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寥寥数笔便传神地刻画出贝多芬桀骜不驯，不畏权，睥睨一切，离经叛道的神态。 为具体全面地说明贝多芬，萧伯纳把他和莫扎特、海顿并放在一起。从思想到创作进行多方比较。莫扎特的乐曲以清丽优雅、精致工整见长，其中一些打下了宫廷艺术的烙印。海顿的作品广泛吸收奥地利、波希米亚等地民族民间音乐素材，质朴清新。贝多芬则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 “一个不羁的艺术家”。萧伯纳十分形象地把莫扎特称做“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把海顿看做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而贝多芬则是“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这种个別特征的形成，除去个人气质方面的种种因素之外。主要归功于时代的造就。贝多芬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欧洲已不再是绝对君权统治的时期。萧伯纳一针见血地指出：贝多芬和莫扎特、海顿之间隔着一个震撼欧洲封建专制体系，推动欧洲各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而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熏陶的贝多芬同时也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

1. 品味语句

(1)如何理解“说贝多芬的灵魂是奔腾的澎湃的，那可没有一点问题。”这句话。

“奔腾澎湃”的灵魂，多么形象的说法，仿佛大海的怒涛冲击着坚硬的崖岸，这就是贝多芬的活力和激情，这种活力也一样作用于音乐之中，涌现出音乐的无穷的魅力。“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很容易控制，可是常常并不愿意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音乐的律动，是“奔腾澎湃”的灵魂的再现。

(2)“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17和18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有何深刻含义。

这句话写出了他不拘泥于传统的风尚，即意味着音乐中有与时代的不协调音，这正是“造成法国革命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也处于战乱之中时，贝多芬最杰出的作品《钢琴协奏曲》出版了，这部协奏曲有一种史诗般的英雄气质。温存的抒情，轻盈的絮语在协奏曲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整个作品中那种风云呼啸、人马奔突之势，无不使人感到时代之魂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