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策根本没有想到,还没有打开行李,人们就告诉他,已有病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施韦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治疗。他在屋前的空地治疗和包扎。病人越来越多,他们乘船来自上游和下游,或者穿越丛林而来,这个病人是自己走来的,那个病人则由亲戚和朋友抬来。

一天下来,施韦策感到极其疲劳,几乎站不住脚,然而,他能满意地确认,选择到这里来工作是正确、幸运的。病人能从水路来到这里。此外,这里还流传着关于美国医生拿骚博士的故事。人们信任白人医生。他要巩固这一成果并发展它。

他颁布了严格的命令,在他打开所有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箱子之前,人们首先应该送重病人来。然而,这种命令自然没有引起重视。各种各样的病人纷至沓来。他们乘船从老远的地方赶来,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不等,处于半饥饿状态,受着剧痛的折磨。如果不是施韦策在1913年春季,即“雨季”来到这里的话,就不会有其他人来减轻他们的病痛。多年以来,这里就没有一个医生。当施韦策由于炎热和疲乏而无力继续工作时,他就想到了这一点,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晚间的暴雨来临时,他必须迅速把一切搬回阳台。他不能让黑人病人进入他的住宅,因为这样可能会受到感染。由于情况急迫,施韦策决定在一间原来的鸡棚内行医。

这里拥挤得可怕。施韦策必须戴着遮阳帽工作,因为棚屋顶部破损不堪。人们告诉他,热带太阳光通过一个小洞就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在棚屋内,当热带雷雨来临时,施韦策就不必一定要躲到棚屋下,海伦娜料理复杂的家务,照看重病人,准备包扎材料和药品,消毒医疗器械,成了施韦策不可缺少的助手。

开始,为了找一个助手,施韦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一直试图在病人中寻找一个译员。然而,在病人黑色的大眼睛内,他只看见痛苦、不理解和病痛减轻后的感谢。后来,他发现在病人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知识、法语说得很好的土著。他向施韦策诉说自己的病痛,但他的体质很好。他说,过去他是一个厨师,但由于健康原因必须放弃他的手艺。他不仅擅长烹调,而且能说法语、英语和多种当地语和方言。此外,他是一个有才干、风趣和机灵的家伙,一会儿聪明、严肃,一会儿故作庄重地虔诚,一会儿无节制地浪费和自大。他的名字叫约瑟夫·阿佐瓦尼。施韦策把他留了下来。

约瑟夫是在厨房中学的解剖学,他喜欢使用这类术语。他总是用厨师用语说:“这个男人的右里脊肉痛,”或者说:“这位太太的左上排骨痛。”海伦娜教会约瑟夫准备手术的器械和缝扎材料。他的理解力较强,但不识字。他简单地把药品上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识别,能很快地找到所需的药品,并同时把它们译成各种当地语言。

约瑟夫也可以向施韦策提出建议。施韦策总是仔细倾听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大多数建议都不能被采纳。例如,约瑟夫要促使施韦策不接受重病人和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他反复向施韦策列举他的偶像人物的例子:他们为了尽可能维护自己医术的声誉,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施韦策自己不能拒绝那些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意约瑟夫的意见:让病人及其家属放弃希望。如果病人后来死了,人们就说,医生并不知道会这样。此外,这些人很能承受病痛,他们不怕死。在这一问题上,约瑟夫是对的。

首次手术终于开始了。使施韦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病人很自愿地躺在手术台上。由此可以断定,一些年前,在兰巴雷内地区作巡回医疗的一个法国政府医生成功地施行了一些手术。

这个病人骨折了。骨折在赤道非洲的土著中经常发生,就像橡皮症肿瘤一样。通常,骨折往往包扎一下了事,许多人因此痛苦致死。而通过手术,这些病人则往往能得救。

在施韦策动手术时,海伦娜和约瑟夫作助手。约瑟夫消毒手术器械,他用碗把血和脓液倒到外面去。令人惊奇的是,他自愿这么做,尽管对非洲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坏”的和“不干净”的。由于他的开放性格,约瑟夫毫无困难地抛弃了这类迷信。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骨折病人争先恐后地抢着动手术。然而,海伦娜这时只作了一个星期动两至三次手术的准备。她的担子也非常重:家务、药房和照料重病人。

逐渐地,施韦策能正常地为他的病人动手术了。自然,这也与他的基本行为规则有关。由他生活于其中的罕见和变化无常的环境所决定的6项规定,已经成了一种令人注意的文献。

清晨,在丛林的心脏,兰巴雷内的小教区醒来了。早晨8点半,施韦策开始为病人治病。这时,病人已坐在鸡棚屋檐下的长凳上等待。在阳台上,约瑟夫缓慢而细致地宣读着6项规定,这样每个病人都能听懂,并能转告他人。病人们用“点头”来证实他们听懂了“大夫的命令”,并表示赞同。

就像过去的《巴赫》《耶稣生平研究史》《康德的宗教哲学》和《德、法管风琴建造艺术和管风琴艺术》一样,丛林医生的6条命令也鲜明地反映出施韦策生活的新阶段。第1条命令是属于卫生学方面的:“在医生的住宅附近禁止吐痰。”第2条命令要求安静:“等候治病的人不能高声交谈。”第3条命令要求:“病人和陪同应自备一天的食物,因为有的病人要到下午才能就诊。”第4条命令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未经医生同意在传教站过夜的人,不发给药品。”第5条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在当地的潮湿气候中保存药品:“放药品的瓶子和小铁盒用毕后必须还给医院。”第6条命令是“如果每月中旬船只抵达兰巴雷内,那么除了急诊,在船离开之前,人们不应找大夫治病,”因为那几天他为了药品正在写信,开清单等等。

宣布了6条规定之后,施韦策开始替病人诊断治疗。在极其闷热、拥挤和嘈杂的环境中,治疗一般持续4小时,但是,由于对那些来自僻远的小村和丛林的病人必须经译员给予详细的医嘱,治疗时间经常要延长。

12点半,施韦策的助手宣布:“博士要吃饭了。”病人表示同意并站了起来。他们分散开来,在树阴下吃他们的香蕉。下午2点,施韦策继续替病人看病。当6点夜幕降临时,经常还有病人来不及治疗。由于蚊子的威胁,在灯光下是不可能治疗的。

施韦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简单的治疗方法。在他的病人手册上,施韦策记下了姓名、诊断、药品等情况。病人获得了一个有登记号的圆纸盘。许多病人把圆纸盘挂在脖子上,把它当做护身符。

如果病人再来,施韦策只要根据圆纸盘上的号码查阅病人手册上的相应部分。他在那里看到了原来的处方,向病人索要瓶子或小铁盒。通常,他能拿回其中的一半。

6点,治疗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过去了,然而离休息还早着呢。还有一大堆经济问题等待着施韦策。为了解决诊所住房,他正在建造一间瓦垄铁皮棚屋,力争在秋季结束。

晚间,他有时还能整理巴赫的赞美诗,这是为巴赫的纽约版所需要的。文化活动给予施韦策的实践活动以极大的鼓舞。他原本打算放弃一切:哲学、神学和音乐,然而,这毕竟是很痛苦的。施韦策作出这一决定不是出于苦行。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信徒,他认为禁欲主义毫无意义。施韦策原先认为,由于紧张的医务工作,他再也没有时间从事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的活动了。为了完成自己真正的使命,他只得放弃这些活动。对于兰巴雷内,施韦策并不由于这里没有文明,距离最近的小城也远在千里之外而感到痛苦。但是,没有音乐,确实使他有点难受。

在准备前往非洲时,巴黎巴赫协会送给施韦策一份珍贵的礼品,这是一架特地为热带地区制作的装有管风琴踏板的钢琴。那时,施韦策已打算不再触摸琴键了。他相信,如果让他的“手指和脚僵硬”,那么他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放弃他的管风琴家生涯。但是,一天晚上,在精疲力竭地为建造诊所干了一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回到家里后,施韦策坐到了钢琴边,弹起了巴赫。突然,他觉得自己就像获得了解放一样。他立即意识到,音乐使他真正得到了放松。这是完全不同于日常工作的活动,完全的自由。一小时之后,施韦策恢复了。他体会到,放弃音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音乐有助于他的工作,有助于他保持心理平衡和健康。现在,健康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且也属于他的病人。后来,施韦策说,一个具有精神需要的人,承受得了丛林中的孤独,并能保持勇敢和健康。他确认,欧洲人在这里能比在家乡读得更多,特别能读更多的严肃文学。当然,施韦策也注意到,没教养的人在这里也更容易堕落,成为酒鬼,萎靡不振和患病。从此,施韦策又开始抽出一些时间用于神学、音乐和哲学。他决定,晚上弹奏巴赫、孟德尔松·维多、凯撒·法兰克和马克斯·雷格的曲子,细致地研究他们的作品,完善他自己的技术。

施韦策从非洲寄出的第一封信洋溢着凯旋的精神。这是一个幸福的人的信。他还没有诊所用房,经常累得晕倒,还没有形成与病人交往的成熟方式,还缺少经验,助手太少,病人太多。尽管如此,他的信还是充满了胜利和信心。

施韦策没错,他在这里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丛林里的病人等待着他──一个真诚的,具有医学知识和仁爱的人。施韦策在这里是一个救死扶伤者。

(选自《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策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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