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17日,高尔基在柏林阿·托尔斯泰的寓所会见了正与邓肯在西欧度蜜月的叶赛宁。叶应高尔基的请求朗诵了自己在1915年写的抒情诗《狗之歌》。在他开始朗诵之前,高尔基在交谈中称他为“俄罗斯文学中头一个如此巧妙、而且能以如此真挚的爱来描写动物”的人。而当他朗诵完这首诗时,高尔基更“不由得想到,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毋宁说是造化特意为诗歌、为表达绵绵不绝的‘田野的悲哀’、表达对一切动物之爱和恻隐之心(人比万物更配领受它)而创造出来的一架管风琴”,甚至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在这位风格独具、才华出众、造诣极深的俄罗斯诗人周围,一切都越发令人感到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谢尔盖·叶赛宁》)。一首短短的抒情诗,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久久的回忆,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但其中奥秘何在呢?

狗之歌如果说,勃洛克要以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重合(以“永恒女性”为象征)来拯救俄罗斯的灵魂,马雅可夫斯基想用革命与诗歌的联姻来改造俄罗斯的社会,阿赫玛托娃精微地捕捉自己身上作为俄罗斯人、女人和人的三重身份在多变的时代的灵魂律动,曼德尔施塔姆把诗歌视为负载历史内涵的语言的最高艺术,茨维塔耶娃认为“心灵的禀赋和语言的均衡就是诗人”,那么,叶赛宁则以故乡,俄罗斯和大自然为自己诗的灵感源泉,在“人与自然的主要结点”上营造美的意象,在诗化自然中净化心灵,在净化心灵中诗化自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深得大自然的熏陶和民间文学的哺养,但又受到农民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大自然的陶醉使他写出大量风景诗的杰作,对淳朴的农民生活的挚爱使他创作出许多真挚感人的抒情诗珍品,但对古老传统的迷恋却使他写过一些怀疑工农关系、消沉颓唐的诗。他早期的创作,虽思想不及晚期成熟,但才华横溢,格调清新,以家乡、祖国和大自然为基本主题。他写人,也写物;写无生命物,也写生物;写植物(如白桦、稠李、花楸树、风铃草……),也写动物(如马群、母牛、狐狸、狗……)。大量动、植物入诗,是叶诗在题材、主题以至手法上的一大特色。叶赛宁写草木虫兽的诗,既不同于以寄托生活哲理为宗旨的寓言诗,也有别于以情节取胜的叙事短诗,而是物我一体、情思邈远的真正的抒情诗。在这些诗中,诗人更充分地表现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人化自然(包括各种动、植物)和物化(物即指动、植、矿物)情思的基础上达到情景高度交融的艺术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狗之歌》是叶诗中一篇极好的代表作:诗人既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腻入微地表达一只母狗短短一天中从得子到失子的喜怒哀乐,又用拟物的手法将人(母亲)的情思委婉曲折地通过狗的象征吐露出来,使人在母爱的迷雾中难以分清:是情,是景?是狗,是人?对自然的人化或对情思的物化都不是什么新手法,但在一首诗中如此巧妙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则是叶赛宁诗的独到之处。这就要求诗人将极其丰富的意象寄寓在高度凝练的形式之中,使诗具有超凡出众的意象美和凝练美。对这种境界的追求使叶赛宁于1919年加入了意象派,并被拥为首领,只是由于他不同意“意象就是目的本身”的纲领,才于1921年退出该组织。意象派(不论是英美的,还是俄国的)都崇尚鲜明、准确、含蓄蕴藉而又高度凝练的意象,而绝对排斥议论入诗。《狗之歌》满篇都写哀愁,但都包孕在画面之中,没有一句言论,也没有一个直抒胸臆的表情性词语。

在俄国文学中,叶赛宁写动物既非空前,也不会是绝后。随便举屠格涅夫的著名中篇小说《木木》为例。那里也写了狗,而且也是母狗。木木(那条狗的名字)在屠格涅夫笔下写得相当成功,被他人格化为主人公盖拉新凄苦的农奴生活中惟一的安慰乃至知音。木木被盖拉新救活又溺死的故事,从一个新的角度鞭挞了残酷的农奴制度。但就心理剖析而论,木木着墨并不多,仅仅起着烘托盖拉新悲惨命运的作用。而《狗之歌》中的狗则是诗人讴歌的对象,它被赋予类似于人的起伏不定的感情波澜。此诗不但饱含了诗人对这只狗乃至一切动物的挚爱,而且通过闷闷不乐的主人因不忍目睹而趁黑淹死这七只可爱的小狗的细节,表现了诗人对农民贫困生活的关注。此外,叶诗概括的深度已使母狗的情思得到升华,具有伟大的母爱的象征意义,使人读后在联想的大海里尽情浮沉,各自进入欣赏这一艺术再创造的广阔天地里去,使诗的容量得到扩大。

《狗之歌》从构思到手法、语言,都能使人读后充满新奇感。例如诗题选得颇为奇趣。《狗之歌》这个诗题表明了叶赛宁奇中求美的艺术追求,他要抒发对生活新鲜独特的感受,也想倾吐屠格涅夫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那种声音。

叶赛宁在《狗之歌》中所追求的“新”和“奇”,不是从空中楼阁中臆想出来的,而是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提炼而得的。在原文中,《狗之歌》的“歌”字是崇高体词,是用来赞颂高大形象之词,但诗中出现的并不是英雄豪杰。就动物世界来说,狗既没有牛的“任重”或马的“道远”,也没有云雀的“高翔”或海燕的“预见”,然而,诗人从狗的身上发现了诗──真正的诗。一只其貌不扬的狗,从清早到晚上的短短十几个小时之内,经历了悲欢离合,尝尽了甜酸苦辣,一切都源出于对下一代的爱,光这点精神就够催人泪下的了。诗人在这里成功地运用了小中见大,凡中见奇,丑中见美的艺术手法,给人以质朴意新的美的感受,使人情不自禁地落下同情的泪水。诗中还出色地运用了正反相衬的手法,以乐景写哀:七只小狗被主人淹死后,母狗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这时不是月黑风高,一派肃杀的气氛,而是夜空挂着一钩弯月,大地一片宁静。然而清丽的美景更反衬出命运的险恶,环境的寂静愈激起内心的波澜,以致母狗想小狗想疯了,竟误把天上的月亮当做自己的小狗。这种心理刻画,真是入木三分。

诗中意象极其丰富,但并不叠床架屋,在组合上有详有略,出现跳动和飞跃。当主人背着装在麻袋里的七只小狗往前走时,母狗丧魂落魄地跟在后面紧追不舍,下面略去主人把口袋扔进河里的细节,只留下水面涟漪在颤抖的情景。下面又略去对主人的描述,只留下母狗踉踉跄跄往回走的画面。这种在意象之间留有较大的空间跨度的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想像余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艺术魅力。河面“久久地、久久地颤抖”的镜头示意极其丰富:既可想像为小狗垂死挣扎的余波,也可设想为母狗、主人或诗人的内心和水波一齐颤抖;既可揣度母狗在河边久久地呆立的神态,又可描绘浮想联翩的诗人久久不能自已的情状。

诗中还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色彩的反衬、通感、隐喻、象征……如母狗丧子后“响亮地望着蓝空吠叫”(只能意译成“眼巴巴地望着”)听觉通于视觉、声态并作,使人印象加深。又如第二诗节用“刚刚消融的白雪”形容乳汁,结句用“从天陨落金色的星斗”描绘黯然神伤,不但设喻新颖,意象优美,而且富于象征意义,耐人玩味。

《狗之歌》用人化自然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抒发母狗在一天内得子之喜,失子之虑,丧子之哀以及误认月亮为子后的恼恨,同时用物化情思的手法,把为下一代操碎了心的母亲的爱通过动物的象征使人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也许是它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选自《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叶赛宁(1895-1925),苏联俄罗斯诗人。生于梁赞州康斯坦丁诺沃村(现名叶赛宁诺村)一农民家庭。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当店员和印刷厂校对员。1916年在白俄军队服役,1917年二月革命后离开军队,加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对于十月革命,他表示欢迎。第一本诗集《扫墓日》于1916年出版,其中有优美的风景诗,也有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诗。十月革命后曾创作过歌颂革命与革命领袖的诗篇,如《同志》(1917)、《宇宙的鼓手》(1918)、《列宁》(1924)、《大地的船长》(1925)等。他曾受到颓废文人的包围,迷恋过形式主义,一度成为意象派诗人。组诗《小酒馆的莫斯科》(1921~1924)以莫斯科小酒馆为题材,美化流浪者与无赖汉的颓废情绪。1924至1925年是他创作上新的高潮时期。诗集《俄罗斯与革命》(1925)和《苏维埃俄罗斯》(1925)渗透着歌颂革命与共产主义建设的思想。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描写了农村革命的广阔图景,塑造了建设新生活的战士的鲜明形象。他的抒情诗感情真挚,格调清新,并擅长描绘农村大自然景色。叶赛宁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未能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期望于革命的是建立乌托邦式的“农民的天堂”。他歌颂革命,却没有投身于革命的决心;他憧憬崇高的精神境界,但在个人生活中又常常受感情的盲目驱使而不能自拔。最后在精神忧郁、感情极度矛盾下自杀。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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