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对文章第五段的诠释

这一段人物描写,主要用了两种技法,一种是多层次的细节描写,一种是侧面烘托。

范进发疯的过程,分作四层。第一层写昏厥,第二层写疯跑,第三层写跌倒,第四层写疯走上集。范进的疯,是因喜而疯,范进的喜,是喜至于疯。作者紧紧把握这一特点,逐步展开。四层中,拍手的动作,笑的表情几乎一以贯之,又略有起伏。范进的语言描写,前两层中用反复手法作了安排。一个“噫”,写出惊喜过望的心情。与狂喜的心情合拍,语句短小,语气强烈。第三层的细节设计得很妙,让他踹在塘里,既不牵强,又足以漫画式的加以“丑化”“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包含了极其强烈的讽刺意味。

后半段集中的侧面描写依次写众人、老太太、娘子胡氏,众邻居的对话,众人与家人心情不同。众人比较理智冷静,能判断事实,帮想办法;家人则是担忧恐惧。作者对各色人等的性格把握得十分精细。众邻居劝说的话,称范进为范老爷,又主动提出要拿鸡蛋酒米,趋炎附势的心态已经显露。

⑵人物形象分析

范进:他是一个热衷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大半生穷困潦倒,到五十四岁才考中秀才。他中举前,穷得揭不开锅,邻里也没人借米周济他。他地位卑微,受人歧视,岳父可以任意辱骂他。而他总是“唯唯连声”,逆来顺受,甘受屈辱。中举后,疯疯癫癫,更是丑态百出。被胡屠户一骂一打才清醒过来,醒来后惟独“记得是中的第七名”,作者刻画范进这个为功名利禄而神魂颠倒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腐蚀人的心灵和害人本质,讽刺了痴迷科举人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丑态。

胡屠户: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另一人物,他眼光势力、庸俗自私。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对比,辛辣地讽刺了胡屠户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丑恶灵魂。通过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从侧面抨击了科举制度。

张静斋:一个赫赫有名的乡绅,范进中举后,急忙造访,又是赠银又是送房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范进如今成为新贵,张乡绅忙着拉拢勾结,以便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小说借这个人物讽刺了当时官场的虚伪、黑暗。

[类文品读]

儿子的旋律

儿子下班了,父亲紧张地数着儿子的脚步声。果然儿子“啪”地开了门。父亲默默地看着他。儿子没有看父亲,似乎点了个头,往自己卧室边走边脱外套。

收录机又响了。儿子!

两人面对面准备吃饭。儿子在撬午餐肉,父亲从儿子脸上看不出什么异常。

父亲一字一句:

“我被免职了。明天宣布。”

儿子猛地扬起脸。父亲没有在这稍纵即逝的惊讶里看到别的什么,没有怜悯没有安慰也没有懊恼。儿子手不停:“你也需要休息了。”

父亲感到胸闷气短。他盯着儿子。儿子的手健美粗大,血管里青春在跃动。

儿子一声不吭。父亲没有说话也不再盯着儿子。他感到儿子匆匆放下筷子,找衣服,又跨进卫生间。马上,水声“哗啦哗啦”,跟着儿子的歌声高高扬起。声音温存自信,旋律跳荡。

儿子!儿子!儿子!

儿子你在想什么,你大了不再崇拜父亲,你越来越沉默,你不再抱怨父亲呆板僵化,不再为各种政治问题与父亲争论不休,也不再说父亲刚愎自用。儿子,你甚至看不起父亲。可父亲这样了你还是无动于衷吗?这就是这一代的冷漠理智?你匆匆吃饭洗澡是因为那打字员在等你去看歌剧?可是儿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啊。我的官龄比你年龄还大一圈……

电视在播相声。父亲茫然四顾时才发现儿子并未出门,而是坐在他身后看书。父亲不由纳闷:打字员前天就订了票,还兴冲冲问他是否同去。

父亲彻夜来回踱步,儿子也辗转反侧,父亲老了。他的一切都老了。曾和父亲这一辈很协调的背景已走向薄暮黄昏。这是变幻莫测的时代,不是仅仅需要热血赤诚的岁月。

早上儿子起得很早,父亲晨练回来,儿子已准备好早餐。收录机照样开着,而且旋律明亮欢跃。

父子俩依然沉默着洗漱用餐。儿子几次似乎要开口,父亲沉下心微颤地期待着,儿子却什么也没说。

父亲佝偻着进卧室更衣。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捧着一套西装。

“穿这精神。--是去开宣布会吗?”儿子又拿过领带走到父亲跟前。父亲迟疑着。

“我给你打。”儿子看着父亲。温柔的手像父亲过世的妻子,父亲心紧成一团。

“行吗?”父亲侧侧身。

父亲和儿子一起看着穿衣镜。沉默着,父亲凝视儿子的眼睛,儿子也凝视着父亲。儿子对着镜子:

“一夜之间你衰老许多,”儿子声音低沉、温柔,“可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为你一辈子正直无私,一辈子对信仰的忠诚。你尽力了。”

1.文章起笔写父亲为什么“紧张地数着儿子的脚步声?”

1、关于作者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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