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的写作”所注重的,是外在的效果,即外界的需要。这当然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写作的时效性,使之大致不落空。并且,外在的效果又能呼应内里的写作心态,刺激起进一步努力的欲望。所以,这种写作是较能引出实际的成果来的。但反过来,它也能限制你进一步获得成果。比如,你是研究明史的,一旦成了明史专家,当你的研究告一段落,或学术兴趣业已转移,你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外界的需要和压力,继续负着你这专家的头衔在老路上走下去。所以,“功利的写作”往往能使人“尽责”或“尽职”,却很难使人“尽才”。

相反,“趣味的写作”所注重的是作者自己内心的释放,是自己的兴味和意趣。他不必照顾太多的外在的命令,而只顺从自己内心的命令。这样,他写作就往往是“乘兴而起,败兴而止”,有时不会引人注目,有时又难免半途而废,但他始终不会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他工作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的。一旦出了成果,成了哪一门的专家,他的学术方向或写作方式仍随时可有变化,不受外力约束。在这种时候,他反倒能够做出多种多样的成绩来,也能够尽情地发挥他多方面的才华。所以,只有“趣味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使人“尽才”的。

趣味并不是一种平静不变的东西,它是活着的,是不停流动的,它在人身上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有变化,不可重复,不可在同一个平面上含糊度日,不然,这趣味很快就会变得“没趣”极了。由于这一规律的指引,所以凡注重趣味者,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的目光就日益尖锐和深刻,他们所注意的事物也就愈艰深不凡了。其实,人对于音乐、美术、书法等等的兴趣,无不是如此的。最初的兴趣很可能只在浅层次上,只喜欢那些甜腻流俗的作品,但只要这种兴趣长久地存在着,它就必然有所发展,渐渐地,兴趣就会向深处转化,天长日久,很可能就成了一个能欣赏高层次作品的专家。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过去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作家或诗人,到中年以后,竟会不约而同地沉入到一些较为遥远而艰深的学术课题中去,并且常有人是沉入到“国学”中去了。 

(摘编自刘绪源《漫说趣味》)

1.下列关于“功利的写作”和“趣味的写作”的比较,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功利的写作”注重外界的需要,“趣味的写作”注重作者自己内心的释放。

B.“功利的写作”时效性能得到很大程度的保证,“趣味的写作”有时保证不了时效性。

C.“功利的写作”通常较能引出实际的成果来,“趣味的写作”往往半途而废。

D.“功利的写作”往往能使人“尽职”,“趣味的写作”能使人发挥多方面才华。

   在《人间词话》的开篇中,王国维即提出了词的“境界”问题,以为“有境界”才能“成高格”,立“境界”为诗词之本。“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首创,但中国古典诗论中,较多运用的是“意境”。至《人间词话》,“境界”则取代“意境”成为出现频率更高的术语。这样的转换不仅仅是一种字面的变化,我以为它也标志着由唐以后中国古典诗论的艺术品鉴论进入到一种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交融的是为宏阔深沉的审美境域中。这种审美境域所呈现的自觉的人生美学情致,正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标志与特征之一。这种以“境界”为核心的人生美学情致,在《人间词话》中,通过一系列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范畴的标举及对古典诗词的生动、精到的审美品鉴,得到了凸现。其中《人间词话》对“大词人”与“真感情”的倡导与品鉴,正是这种美学情致的某种建构与体现。

   《人问词话》定稿第二十六则,广为人知。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罹路。’此第一境也。‘表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是王国维对事业、学问之追求、奋斗、成功过程的高度概括与形象展示,但他又是从艺术、借古典诗词的意境来诠释的,是从诗词、艺术的意境来表达对人生、生命境界的认识与理解。王国维的诗词鉴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活动、审羡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与人生的存在方式。艺术成为生命的写照,艺术的美境正是生命追求的标杆。鉴此,王国维提出:“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何谓“大词人”?我以为这就是王国雏对艺术家的一种标准与要求。“大”不仅仅是拥有高超的艺术技能,还要具有某种生命的境界。因此“大词人”就超越了一般的词人,超越了只懂技巧的词人,也超越了缺失境界的词人。

王国维一向被视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追求纯粹美与纯粹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但这并不等于他认为美与艺术可以独立于人生。事实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品评诗词、评价词人的标准并非只是艺术技能。王国维说:“美成(用邦彦的字--编者注)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提出了外在形式技巧的创新与内在意蕴出新的关系。他在谈论南宋词人“格”与“情”、“气”与“韵”的关系时,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谈到东坡与稼轩词时,他又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犯东施之效捧心也”。显然,在形式与内韵的关系上,王国维是更重后者的。王国堆所谈的“忧生”、“忧世”、“雅量高致”、“有赤子之心”等,都是对一个词人内在性情境界的鉴赏。唯有具内在的性情境界,才能成“大词人”。可以说,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标举的一种重要的人生美学情致。 

   (节选自金雅《“大词人”与“真感情》,《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3期)

1.从原文看,下列关于“大词人”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词人”不仅拥有高超的艺术技能,还具有某种生命的境界,他们既超越只懂技巧的词人,也超越缺失境界的词人。  

B.“大词人”对事业和学问的追求、奋斗、成功过程要达到王国维的“三重境界”。他的人生与生命境界也要进入这“三重”。

   C.相较于形式技巧,“大词人”更要有内蕴,必须具有“忧生”、“忧世”、“雅量高致”、“有赤子之心”等内在的性情境界。

   D.“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作者”,美成是“犬词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轼和辛弃疾也是“大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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