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时

3、结合作者的观点和自己的体会，选取一个角度赏析作品，谈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和感受。

茅盾用古人评诗常用的“清新、俊逸”二词来评价《百合花》的风格，并说它“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可谓一语中的，而对比手法在小说诗意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可忽视。

第一处是通讯员出场时他的枪筒里插着几根树枝作伪装，在他离开作者时，枪筒里又插上了一枝野菊花。枪是战争工具，战争中谁也无心赏花，在能射出杀人子弹的枪筒里插着象征自然与和平的树枝与菊花，这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个战地寓言，让我们在无言中感受战争与和平的剧烈冲突。

第二处对比是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与医生、“我”的态度之不同。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后，默默起身说：“不用打针了。”他是从职业技术的角度来作出这一决定的；对于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我”劝道：“不用缝了。”这是从理智出发而言；而新媳妇却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此时，她一定想起了通讯员借被子时的腼腆与局促，临走时的狼狈模样宛在眼前，舍身救人的英勇无畏宛在眼前……也许她又什么也没想，只是这样一针一线地缝着，只求内心一片安宁。这是情感与理智的鲜明对比，是情感对死亡的战胜。

第三处对比发生在小说结尾。在把通讯员的尸体放进棺材前，卫生员要揭掉他身上的被子，新媳妇却“劈手夺过被子”，将这条洒满“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在通讯员身上，似乎在她眼里，通讯员只是睡着了。在这样的对比中，通讯员、新媳妇的形象更臻完美，文章也划上了诗意的句号。

这三处对比，有如火与冰、生与死的对视，有如现实与理想的遥望，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诗意。

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之作。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她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同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作法而“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就这样，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2、茹志鹃，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当代著名女作家。1925 年9月生于上海。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