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任何时代的近现代史都是史学家的研究中心。史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成为文字狱和其它变相文字狱的主要对象。清代的文字狱几乎等于历史狱。朴学反是,以经常为中心,以小学(文字学)的训诂、音韵为附庸,在其范围内的诸子、古史考证、地理、方志等等,都和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系。清代顺、康、雍、乾文网太密,文字狱大兴之后,史学因为首当其冲而大衰,考证学因为可以避祸而极盛,便是明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经的时期太长,君主权威无限大,一切都被严密控制,学术界便越来越明显地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怪现象:现代史成为空白点,近代史成为薄弱点,古代史成为集中点,越古越厚,越今越薄,甚至有古无今,许多学者都成为“信而好古”者。这自然是由于统治者极端专制和极端愚民造成的,而学术界死气沉沉,学术家畏难避祸,以古代史为防空洞、避风港,也是无法辩解和否认的原因。

明末清初许多伟大的史学家,在国变之后,毅然决然地集中毕生精力,就亲身见闻去私编《明史》。《明史》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当时,从学术界老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万斯同、全祖望等大史学家,多专心致志私著《明史》,把私著《明史》看作高于一切的神圣的任务。黄、万、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因为在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敢于写到“今上”,即当代史。在明代以前,如后汉初修的《前汉书》,唐初的官修《隋书》,元初的官修《宋史》等,均属隔代修史,而且由于官修,那是根本谈不上史德问题的。在清代以后,如民国初年以清朝遗老为主官修的《清史稿》,等于清王朝的奴才为清王朝的主子服务,也是可鄙的。只有明清间的一大群史学家敢于不惜牺牲、无所畏惧地私著信史实录,确为难能可贵,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这也可见史学是以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历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是大智大勇者,缺乏勇敢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11.下列说法,不是导致学术界产生“怪现象”的原因的一项是 

   A.中国史学多属于隔代修史和官修,无法做到信史实录。

   B.史学的研究中心与政治现实有直接联系,容易触犯政治禁忌。

   C.史学家畏难避祸,缺乏直言事宴的勇敢精神,于是转向考证学和古代史研究。

   D.中国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权力,采用了极端的愚民政策,严密控制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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