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港口,无法从海上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把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进步势力靠扰,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只有些书信往来,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的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古受其控制不满。所以,冯玉祥在此接近苏联的目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的区别。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4.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没有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正确的途径,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权。

北伐战争胜利后,吴佩孚、孙传芳哪里去了?

 吴佩孚、孙传芳俩人并非在战争中被击毙的。在北伐之后,吴佩孚深感杀人如麻、罪孽深重,曾一度埋名隐姓。但是,“七·七”事变之后,在对日本问题上,他却保留了一点气节。当汪精卫派人劝他投降日本时,他向汪精卫交出了自己抄录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多次拒绝日本的金钱美女的诱惑,高官厚禄的许诺。正因如此,他引起了日本人对他的百般仇视、忌恨。1939年11月24日,吴因吃饭不慎,误将一碎骨渣嵌进牙缝,刺破牙齿,这正为日本特务机关以治牙病为借口,施展阴谋而创造了良机,最终对吴痛下毒手,置吴于死地。这正如董必武先生所讲的:“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官阀,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

 孙传芳的下场又是另一种情况。1926年,他在江西被北伐军打垮后,余部收编于张作霖所辖,皇姑屯事件后,又寄食于张学良的门下。他为了遮人耳目,掩盖罪责,后来迁到天津英国租界,最终死于为父复仇的义女施剑翘的枪口之下。

如何认识1925-1927年的冯玉祥及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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