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几个概念的关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等等问题。经过几年

 1.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1)认为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2)认为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这条道路形成的时间。主要论点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已开始摆脱“城市中心论”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仍未建立起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牢固观念。因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写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是把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为城乡诸革命力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没有决定因素的意思。后来此文收入毛选时,对原文作了修改,在重要因素前面加了一个“最”字,这就使语句的分量发生了变化,应如实地分析,其后不久,毛泽东又率领红军远离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带来困难。这篇文章,在总体上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是较前大大深化了,但对敌强我弱这个特点仍显注意不够,对形势估量过于乐观,仍坚持在短期内争取包括南昌、九江等城市在内的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因此,毛泽东此时还未树立起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牢固观念,还未能完成创立革命道路的理论。所以又出现了1930年6月率领红军离开赣南、闽西根据地,向中心城市进军,又从农村奔向城市;攻打中心城市长沙。除了组织上的因素外,还有其自身的因素,说明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农村工作重心的观念。二打长沙撤围后,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了认识。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强攻中心城市难于成功,因而引兵入赣,回师吉安,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1930年10月的罗坊会议,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创工作。

 (3)认为毛泽东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认识的转移,是在1930年至1931年下半年完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提出明确的形成的标志。主要论点是: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也还没有冲破城市中心的局限,还是把红军当作“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信中所说的“全国革命高潮”,“将来大革命”,无疑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起义。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认识转换,是在1930年至1931年下半年,经过对党的工作重心的争论和李立三“城市中心”论的克服,并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而完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1930年5月,《红旗》第104期发表的周子敬的信提出的在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运要快得多”的形势下,党应“暂时放弃城市”,而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革命力量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已经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胜利的想法。在克服李立三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之后,伴随红军战争的发展,全党工作要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观点,便逐渐确立起来。到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指示中共: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到“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上来,非苏区党的工作,要以“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苏维埃”、“积极帮助苏维埃区域”为目标。9月,《红旗周报》发表评论,提出把“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当作第一等任务去做”,要求“党的各级指导机关”都要“了解这一工作是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条件”。到这时,可以说,以农村为重点的思想,在党内确立起来了。从此以后,“城市中心”论,再也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4)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说明。几年后,毛泽东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种写法是回避了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5)认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理由是:第一,明确提出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也就指明了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全面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依据;第三,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第四,批判了“左”倾路线在红军弱小时就要红军攻占大城市和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错误思想;最后,毛泽东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直到“敌强我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这个反复就结束了。

 以上是主要的论点。个别的认为1938年到1939年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是这条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

 (选自王荦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中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节录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的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同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同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用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半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劝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汗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具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1976年以前只有少量的正而论述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文章。1976年以后逐年增加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1980年以后异常活跃,每年在各种公开刊物上都有15-20篇的文章发表,涉及的面也不断拓宽,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l.大多数文章是论述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贡献

 许多文章都谈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敌强我弱、我们又毫无合法条件存在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如何聚集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摆在年轻的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八七”会议以后,全党都对在新形势下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途径进行了探索。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中,要形成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夺取大城市之前,必须在城市的周围各县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党的“六大”,根据一些地大已经建立起来了农村根据地的事实,指出“要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因此,“六大”以后,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六大”对夺取全国胜利走什么道路,以及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正确解决,而是强调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枚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针对当时那种“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同当时中央所讲的割据,两者是有差异的。第一,中央要建立农村割据地区,是设想很快夺取省政权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没有持久的观念,毛泽东对根据地有持久的思想;第二,对根据地的建立和坚持问题,中央强调起义是群众的起义;勿须军事力量的介入,忽视革命军队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则强调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没有相当力量的武装决不可能长期坚持根据地。这就从更深层次上论述了毛泽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想基础。

 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红军和根据地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在湘鄂边、鄂豫边、赣西南的红军也有发展,1929年底爆发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存在决定意识,红军和根据地壮大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势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走什么道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由于实践经验、思想水平、认识能力的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策略主张,从当时党中央到红四军的领导人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经验,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明确指出: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会明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贺龙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面临的新课题,是毛泽东首先认识并由理论上加以论述的。正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向,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理解和接受,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以及政治路线上的其他“左”倾错误,招致了中国革命的第二次失败。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才有了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和理论,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败侵略者。上述文章,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

 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虽然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已经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装备还是占优势,因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直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转变为我强敌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来加强城市工作,把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宣告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毛泽东创立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有的文章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有的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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