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也许《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恰切的例证。它是一部杰作，它之所以是杰作，主要是因为作者从始至终坚持他自己的透视感。为此，他处处使我们受挫，受嘲弄。让我们大体上看看本书的主题，把它和我们的先人之见加以比较。我们知道，这是写一个人在经历了多次危险和冒险之后，孤身一人被弃于一个荒岛的故事。仅仅这一暗示——危险，孤独，荒岛——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向往，期待着在世界边缘一个遥远的地方；日出和日落；一个同人类隔绝的人，孤独地思考着社会的本质和人们的奇风异俗。在翻开本书之前，也许我们就已经把期望它给我们的那种愉快模糊地勾画出来。我们读下去，读每一页我们都受到粗暴的顶撞。没有日落日出；没有寂寞，没有人。相反，只有一个大瓦罐摆在我们面前。即是说，我们得知那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主人公的名字叫鲁滨逊·克罗索；他的父亲害痛风。显而易见，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现实，事实，实质将支配以下整个故事。我们必须赶快彻底改变我们的勾画：大自然必须收起她那灿烂的紫色，她只是干旱和水的赏赐者；人必须贬为奋斗的自我保护的动物；上帝萎缩为行政长官，他那实在的，还有点硬的宝座，在仅仅稍高于天边的地方。我们每次出动搜寻关于这些透视的基本方位——上帝，人，大自然——的信息，都遭到无情的常识的断然拒绝。鲁滨逊想到上帝：“有时，我告诫自己，苍天为什么这样完全毁了它的生灵——但总有什么东西很快回到我身上，阻止这些想法。”上帝不存在。他想到自然，田野“装饰着野花和青草，到处都是繁茂的树林”，但是树林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庇护大量可以驯养、可以教它说话的鹦鹉。大自然不存在。他考虑他打死的人。应当马上把他们埋了，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太阳下曝晒，不久就会发臭”。死亡不存在。除了一个大瓦罐，什么都不存在。即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扔掉我们自己的先人之见，接受笛福自己愿意给我们的东西。

　　那么，让我们回到开头处，再重复一遍，“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于约克城一个体面人家”。没有比这一句更平易，更实际的开头。我们清醒地受其引导，去思考井井有条的勤奋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种种福分。他让我们相信，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最幸运。显贵们可怜，穷人也一样；这两种人都不免心神不宁，忧虑不安；处于卑微与显贵之间的中间地位最好；它的优点——有节制，中庸、平和以及健康——再好不过。可是，一个中产阶级青年倒了霉竟然傻里傻气迷上了冒险，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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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快　乐

钱钟书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瓦利斯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的诗集《禁锢的生活》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写在人生边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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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段阅读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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