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这样更有意义。”这句话是_________说的；坚持38年写日记、从不间断的科学家是___________。

1．民国时期，一些爱国科学家、教育家认为，发展_________和________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2．下列属于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的内容有(　 )

　A．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著名科学家到北大任教

　B．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C．创办培养乡村教师的别开生面的新型学校

　D．入学考试的科目之一是开荒劳动

1．到北大任教，给北大带来蓬勃朝气的有(　 )

　A．陈独秀、李大制　 B．陶行知、郭沫若

　C．李四光、鲁迅　　 D．李公朴、胡适

5．在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正式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　 )

　A．陈独秀　 　B．李大钊　 　C．郭沫若 　 D．毛泽东

4．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先例的是(　 )

　A．北京大学　 B．清华大学　 C．南开大学　 D．复旦大学

3．下列各项符合民国时期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状况的是(　 )

　A．十分发达，属于世界先进国家

　B．既令克进，也不落后

　C．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D．民国政府提供良好的条件，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

　l．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是(　 )

　A．郭沫若　B．蔡元培　C．李四光　D．陶行知

2．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的是(　 )

　A．闻一多　B．蔡元培　C．李公仆　D．陶行知

　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答案：①资产阶级革命是引起欧洲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原因。

　②工业革命是推动近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因素。

　③欧洲殖民活动对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扩展资料

邓小平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节录自《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90页

末代皇帝剪辫子

　清军入关之后，顺治皇帝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遵依者为我朝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凡不按要求剃发留辫的，格杀勿论。从此，中国男人头上拖起了一条辫子，而且一直拖了二百多年。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剪去辫子。命令一下，全国立即掀起一股剪辫热潮，但也有一些守旧分子不愿剪辫，革命党人在街上看到之后，便上前拦住，强行施剪，剪完之后，方许离去。后来改强行剪辫为劝说剪辫。革命党人纷纷上街宣传，教育人民自觉剪辫。上海曾在大东门火神庙举行一次剪辫大会，聚集了一千多人，通过演讲宣传和引导，其中大部分人当场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还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许多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为表示反清之决心，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将辫子剪去了。两江总督瑞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也要剪辫，瑞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瑞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电报往复频繁，后来瑞方在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为此事，往复电报费用花去8000元，后来有人戏说瑞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耍花8000元。

　末代皇帝溥仪，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也动了剪辫之意。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后来，博仪请了一位英国教师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厌恶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影响很大。

　一天，溥仪命剃头太监将他的辫子剪去，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皇上”另请别人。溥仪见他吓得那个样子，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了下来。现在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一条黑色长辫，据说那就是溥仪剪下来的辫子。

近代欧美城市建设和发展

　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中世纪封建城市发生了质变，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工业发展和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和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例如，英国伦敦在19世纪后半叶，就集中了全国1/6人口。城市里人满为患，迁移到城市里的穷人，大多只能靠乞讨为生。工人只能住在没有照明和排水设施的地下室，使得传染病很容易扩散。飞速发展的城市却不具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如卫生设施、下水道网、没有专门清扫街道的机构。城市里出现的诸多问题使许多政府意识到必须改善城市状况，否则将威胁到城市乃至国家的安全。在政府所做的改善中，比较重要的是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

　在改善城市状况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有了真正的发展。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时期，由于城市里居住密集、饮水污染、垃圾堆积如山、蚊蝇孽生，造成伤寒、霍乱、痢疾等疾病流行，居民健康状况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施了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整治上、下水道、饮水净化消毒、垃圾处理、控制蚊蝇孽生、改善居住和营养条件。

　1842年，《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报告》的发表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最早的《公共卫生法》。英国又在1866年的卫生法中明确规定，没有足以排污的下水道的住房、过于拥挤的住房和没有保持清洁和良好通风状况的工厂，都将被处罚。这些法律的颁布都促进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近代俄国社会习俗的改革

　俄国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比英、法等国落后得多，保留着许多落后、粗野的习俗。俄国人素有蓄须的习惯，彼得大帝从国外考察回来在接见贵族时，当场剪掉他们的长胡子。并规定，如果要保留胡须，就必须花钱购买留须权，越富有的人付的钱越多。有一种专门制造的金属小牌，作为缴纳胡须税的收条。留胡子的人把小牌挂在脖子上：它的正面画着短鬓和胡须的标记，同时写着“须税付讫”的字样。只有僧侣可以免交胡须税。

　彼得还在一次盛宴上对宽袖长袍的传统服装进行改革。出席宴会的显贵部身穿传统的俄罗斯服装：绣花衬衫、鲜艳的绸缎上衣、外罩长袍，手腕上紧系着绣花油套。长袍上面又套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天鹅绒无袖袍。从上到下扣着一大排纽扣。此外还戴着高耸的天鹅绒面的帽子。这种服装十分碍事，不利于活动。彼得大帝拿起剪刀就去剪他们的袖子，还进剪边说道：“长袖子这玩意儿实在碍事，到处惹祸，不是拂掉了玻璃杯，就是蹭到场里去。剪下来的部分还可以缝双靴子。”1700年1月，彼得大帝发出告示，宣称：“兹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居民均按如下着装：匈牙利服装，外面袍子的长度不得长于腿上的松紧袜带，内衣要短于外衣”。此后，彼得大帝还把新服装在各城市展出，违反规定者要处罚。这样，新服装很快就推广开了。

　彼得大帝对婚姻也进行了改革，禁止包办婚姻，并允许不同信仰的人通婚。彼得大帝的改革措施为俄国在社会生活上的改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殖民主义与亚非拉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

　近代的亚、非、拉地区，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传统的社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和破坏，殖民者不仅在政治上统治着殖民地，而且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传输进来。无论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所造成的破坏性远大于殖民者对这些地区落后或愚昧习俗的改造。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童婚、寡妇殉葬和人祭之类的陋习等，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社会造成的破坏却是难以估量的，加之印度传统的惯性，社会生活的变化是非常有限的。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行了社会习俗的变革。在服装上，明治初期最早穿西服的是城市的军人、官吏、学生，以后逐步在民间流行开来。但这一时期的西服，是十分奇怪的“混合式”。男士西装上半身是英国式，长裤是美国式，脚上却穿着木屐，头发是长及颈部的披肩发。1872年，政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1871年，日本实行男子断发令。明治天皇于1873年断发，从而使新式发型为一般百姓接受。有一句顺口溜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敲打半头发则可听出因循古习之音；敲打全头发则可听出王政复古之音；敲打短头发则可听出文明开化之音。”为了鼓励断发，政府免去各地理发店的税收，而对结发店课以重税。在饮食上，明治之前，日本人禁食猪肉和牛肉，明治维新后，猪肉和牛肉先是出现在少数大城市的餐桌上，而后逐步被百姓接受。同时，西式糕点开始流行，咖啡和烤面包也受到欢迎。

　当西方处于黄金发展时代的时候，中国却处于最痛苦的时代。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开始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伴随着开埠、通商和近代工业的兴起，近代城市在中国也开始悄然出现，沿海城市兴建了一些洋行、货栈、近代工厂、铁路、银行、办公楼、以及娱乐场所等，电灯照明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上海、广州、青岛等是中国近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不断开办一些教会学校，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是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20世纪初，教会办的高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

　欧洲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对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黑奴贸易，非洲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传统的文化艺术被严重破坏。殖民者利用基督教对非洲进行文化侵略，基督教会成为殖民者抢夺非洲人土地和自由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传播也促进了非洲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教会学校促进了非洲教育的发展。同时，非洲人在接受“平等、自由”等观念后，开始进行非殖民地化的斗争。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的婚姻有了变化，一夫多妻的陋习逐渐减少，一夫一妻开始流行。另外，在其他的社会习俗上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总的来说，由于传统的惯性太大，欧洲的生活方式对非洲的影响不太大。

　欧洲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要比对非洲和亚洲的影响要大，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给拉美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在教育方面，欧洲移民在拉美兴办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同化当地人，传播基督教文明。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学校数量增多，开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多，既为殖民者培养了服务于殖民当局的人员，但也把欧洲先进的启蒙思想和观念传播到拉美，为拉美独立运动创造了条件。戏剧等表演形式从欧洲传入拉丁美洲，并逐渐形成美洲自己的风格。在日常生活方面，欧洲的家畜，如马、牛、山羊进入拉美，则影响和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

21课典型例题

　下列内容是有关气象学家竺可桢的评述，不准确的一项是(　 )

　A．20年代末，他主持办起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

　B．第一次对我国的气候条件和资源作出科学评价

　C．他坚持写日记38年零37天，记录我国的天气和物候情况

　D．他的努力，为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　 这是一道较为简单的再认再现题，若对教材不是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清理分析找到准确答案。题目要求找出评述竺可桢的不准确内容，而且明确只有一项，可见有三项是对的。这些选项表面上看都似乎正确，很容易混淆，但如果抓住题干所给的“气象学家”这一条件，仔细排查，可以发现，A项、B项、C项均是有关竺可桢从事的气象工作，惟有D项将范围扩展到整个科学研究，显然这是不太准确的，竺可桢所研究的气象学只是科学的一个方面，他的研究只可能为气象研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不会一下子可以延伸到科学的各个领域，因此D项不太准确。

　答案：D

探究活动

　寻找与判断

　题目：詹天佑、侯德榜、魏源和严复四人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之处？

　观点一：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生活在近代

　观点二：他们都出国留学，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你认为呢？

习题精选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专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本书第一章曾探讨了传统权力结构与商业的关系，指出大一统的传统权力结构和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人的影响都是双重的。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对商业发展的负影响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是币制的混乱。《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6号《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一文指出，北洋时期货币币值不统一，以致“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也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其二是交通阻梗，运费高昂，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影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军阀间的混战常常使铁路交通停顿或铁路机车遭到破坏；战时铁路用于运兵，百姓只能依靠水路或其他运输工具，时间既长，运费又贵。例如蚌埠的小麦由水路运到上海，每担运费高达2两多，时间有长达一年的，而相比之下美麦运到上海每担运费才4钱，极不利于竞争。其三是地方秩序的破坏和农村购买力的下降。当时有人称军阀军队是“无兵不匪”，他们到处抢劫骚扰，以致“一厝之内，剽掠十遭，一夕之间，焚烟百处”。军阀政府也是置民生于不顾，造成连年灾荒，这样不但影响了棉花、小麦等工业原料的来源，而且也大大影响了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其四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族工商业要交纳各种厘金杂税，国货落地税率为3%，每过一卡值百抽二。军阀割据使税卡林立，“逢关抽税，过卡纳厘”。而洋货只要纳入口税5%和子口税2.5%就可以通行无阻。繁重的税金不仅有碍于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还削弱了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出口货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蚕丝，就深受税捐之害。《国闻周报》4卷19期所刊《丝厂宣言》揭示：“中国捐税繁重，不恤商艰，历来华丝，每百斤比较日丝成本增银一百余两，致遭以前出口之减颓。”当然上述这些负影响，并不仅仅出现于割据时代，但在割据时代为害尤烈。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对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1916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1916年的停兑风潮，是由北洋政府的财政挤压银行引起的。袁世凯帝制丑剧的上演，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极端困难。袁氏指使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滥发兑换券，以解燃眉之急。至1916年5月前，中国银行发行了4500万元，交通银行发行了8400多万元。在滥发兑换券的同时，两行的现银储备锐减，挤兑风潮随之而起。早在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前后，广州中国银行首先发生提存风潮，然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持票待兑者日见增多。至5月12日晨，北京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只剩下白银35万两，约合银元52.5万元。而两行在外钞票和存款额却高达2615.6万元。在情况万分火急之时，政府不得不于当日宣布：“暂时停止兑现”。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引起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只有使社会各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他们在上海银行同业和以张謇为会长的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下，在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而独立，继续维持兑现，不到一星期，就平息了挤兑风潮。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分行也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政府的停兑令。袁世凯的停兑令几乎不出都门的现象说明，银行界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已经敢于指责政府的“非法支配”，敢于在某些方面与政府抗衡。次年，上海分行改组成一个商人控制的机构，产生了一个由股东选举而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在抵制政府的行动中，资产阶级开始建立起超越商会格局、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如宋汉章等发起并于1918年建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20年张嘉璈发起组织的全国银行总会。1923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两个银行占上海银行业总财力的55%，成了上海资本家金融力量的主要来源。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商会初兴之际，工业资本家人少势弱，商业资本家在各地商会的领导层中占有绝对的优势。1907年组成的第三届广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共57名会董中，除总理张振勋是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另有5人分别为轮船公司司理、报馆习理和砖瓦厂司事外，其余51人分别是经营绸巾、粮食、质押、杂货、匹头、参茸、药材、烟丝、木材、水果、酒、生猪等商业的头面商人。汉口商会从第一至第八届的总理、协理共16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人，银行经理5人；会董共239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7人，银行、钱庄、票号、当铺经理99人，洋行经理15人，工厂主8人。1905年组成的第二届天津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的22名会董中，仅有1人是工业资本家，其余21人分别是盐商、粮商、钱商、绸布商、金银珠宝商、进出口商和买办。1998年组成的第三届苏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在内的18名会董中，分别是从事典业、钱业、绸缎业、纱缎业、珠宝业的商业资本家。上述这些商会都是处于商业大都会或通商口岸，至于各地的商务分会以及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则基本上是商人一统天下。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1902年到1920年的十八年间，上海总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亦商亦绅的绅商手中。绅商领导体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启动的进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介于官、商之间的绅商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曾经有力地发挥了通达上下、联贯官商的作用。最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间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和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后者通过上海总商会中一批绅商的带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宏大的官商合作、共谋振兴中华大计的热潮。上海总商会还多次为商请命，促使官府减轻税捐。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在“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工业资本家的队伍随之扩大，资产阶级进而要求在政治上自主的时候，绅商的“官”的背景就使其很难适应新的时代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佳日)背离全国民意，公然发出主张直接同日本交涉归还青岛的佳电，由此引起公愤。上海总商会内部发出了“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为“商会之于商界休戚相关，利害与共，乃历年来总商会一事不办，一味与官僚派接洽，与吾商界其如秦之视越，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非一日矣。以历年来商界金钱之供奉，养成‘文虎’、‘嘉禾”之奖章，此次‘佳电’风潮发生以来，商会之名誉信用价值大为减色”，要求各会员“重行选举明哲之才，将来于会务之应兴应革，商界之兴利除弊，锐意改良”，若仍于“旧会董中推举会长，则换汤不换药，终无兴革良好之希望”。“佳电”风波迫使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双双引咎辞职。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换届改选，原有的33名会董中有31人落选。上海实业界后起之秀、著名的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新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业领袖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一批在“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航运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并有不少人进入领导层，以近代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来的绅商领导体制。

　新组成的上海总商会在1927年之前采取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八个专门委员会(即财政委员会、陈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部委员会、交通委负会、公证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华商道契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自己的职能机构。八个专门委员会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办了很多实事，例如开办商品陈列所，并连续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即1921年12月1日开幕的综合性国货展览会，1922年10月6日开幕的丝业专门展览会，1923年10月开幕的以分门化学工艺为内容的专门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开办，激发了工商界的投资热情和竞争意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如上海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业学校，为培养“商战中之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如1921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作为一种“商业经济之专门杂志”推向工商界，同时也作为上海总商会唯一的重要舆论喉舌，向全社会传达上海各业资本家乃至全国工商界的声音。《上海总商会月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国内外商情的信息网络，并及时对工商界急切希望澄清的时局和经济形势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帮助企业界把握信息和时局的变化，作出商业上的决断。上海总商会在经济领域里的一系列自主活动使新兴资产阶级进一步成熟，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国家资本主义化进程中担负的责任。资产阶级把自主活动伸展到统治者视为禁脔的政治领域，从一般的呼吁请愿发展到直接干预内政外交，乃至提出“国民自决”的政治主张。1922年6月，资产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了近似政权机构的“民治委员会”。“以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担负国家重任的勇气”。这是商人的“黄金时代”里最为辉煌的一页。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1922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1926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选自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浅析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山东枣庄市第八中学 姬伟峰

　……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表现如下：

　首先，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了外国工业品的竞争。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额为5.7亿余两，1915年下降到4．54亿两，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其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中国出口金额为 4．03亿两，除了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至20．5%；再次，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出口需求量大的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阻力之一，它不但在经济上压制、阻碍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还在政治上加以压制、束缚，使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虽然封建主义仍然存在，但它却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其次，此次革命领导者、主要参与者大都是资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正如时人所称：“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的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第三，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

　自从洋务运动开展以来，人们逐渐对近代化熟悉、认同，特别是落后挨打的事实，更教育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振兴中国。再加上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其中，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其突出。这些运动大都以“爱用国货”为口号，既抵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总之，国内市场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从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实业团体的带动

　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当时的实业家们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较为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多达上百个。这些团体的出现，使发展实业更具规范化、系统化，同时也有助于集中资金，集中投资，从而使市场竞争更具条理化。这些实业团体，掀起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

　第五，法令法规的保护

　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者，大都是资产阶级，也有一些商界人士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也吸收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发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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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录自：《历史学习》2001.6.

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他的目光就转到了水泥上面。当时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都很快，水泥需要量越来越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而且价钱非常贵。清政府曾经试图在河北唐山开办水泥厂，因为经营不善，不久又停办了。周学熙看着外国人独占中国的水泥市场，心里很不舒服，经过调查，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便宜，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并且在当地找到了合适的原料。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1909年冬天，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的卑鄙行径也十分气愤，再次决定要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权。周学熙又被任命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

　英国人之所以同意交还开平煤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学熙筹办的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但是收回开平煤矿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首先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没想到那个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居然再次进行破坏，向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上书，说只要英国人能让他当“终身督办”，实际上就等于收回了开平煤矿，何必花这样一笔巨款呢！而那个草包摄政王竟听信了张翼的混账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要滦州煤矿自己解决。滦州煤矿无力承担，结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由于这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又一次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

　当时的局势对滦州煤矿是不利的。因为开平煤矿资本雄厚，采掘设备先进，经营时间长，销路较广，生产成本比滦州煤矿要低，所以降价给滦州煤矿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周学熙仍然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开平公司都要倒赔，而滦州公司则赔得更多。然而，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周学熙独力支撑，到处借款，还是难以维持，不得已只好发行150万两白银的债券，来换取周转资金。开平煤矿虽然在财力上占着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开平煤矿的蕴藏已越来越少，二是当时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情绪，滦州煤矿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两家公司进行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双方处境都很艰难，但双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先败下阵来，谁就完蛋了。

　可是，只要一直拼下去，拼到开平煤矿无煤可采的那一天，胜利自然就是滦州煤矿的了。所以英国商人改变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而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这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可是，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可是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的社会动荡，却使大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滦州煤矿的股东也是这种心理，所以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主张与英国商人斗争到底的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

　尽管收回开平煤矿失败的责任不在周学熙身上，但他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对没能保住中国的权利负有责任。所以，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

　周学熙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遗憾的是，周学熙已经在这前一年逝世了。

张謇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1804年考中清状元。1895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创办纱厂，从事实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自1902年起，又陆续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等文教事业。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江苏谘议局局长，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表示拥护共和，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实行帝制，辞职南下，继续在南通兴办实业和文教事业。五四运动时，反对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提倡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男女平等。以后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尤其反对和恐惧。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20课典型例题

　影响近代社会生活的原因很多，下列是生产力方面的原因是(　 )

　A.资产阶级革命　　 B.工业革命

　C.欧洲殖民扩张　 　D.人口流动

分析这是一道理解性的选择题，考查对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的掌握，首先学生应该了解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有哪些，然后还要了解哪些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选项中工业革命既是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也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因素，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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