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据统计,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1909至1911年是1320197公担,而1919至1921年则减少为807249公担。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70.65元。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1921年建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各大股东都是洋布业中富有资产的商号;崇信纱厂是由崇德纱号主办的;永豫纱厂是棉花商主办的。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和袁世凯窃取政权,中华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振兴实业”的政策也立即被破坏了。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袁世凯在资产阶级上层的簇拥下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所奉行的是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双重政策。一方面,袁世凯凭恃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为复辟帝制作准备;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袁世凯这个镇压辛亥革命的刽子手,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因为近世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势。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深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中国社会经济的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北洋军阀集团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经济,而是有了逐渐增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表中所列数据告诉我们:田赋在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关税和货物税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债收入等占有绝大的比重。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袁世凯维持统治的重要杠杆。这就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它。袁世凯一上台,便声称“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并继续奉行他在清末所参与的经济改革,先后起用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人担任工商、财政和农商总长,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鼓励私人投资和兴办实业,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这是历史进步累积的结果。在袁世凯掌权期间,民族工商业继续发展,并为“黄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准备了条件。但是,袁世凯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又压抑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的野心,他虽然起用了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却绝不允许他们染指核心政治权力。因此,当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发现袁氏臂部复辟帝制的封建纹章时,便与他分道扬镳了。

 (2)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制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实业救国”方案是行不通的。但张謇出于爱国热忱,主张创办新式实业,与列强商战,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所必需的,是爱国、进步的。

扩展资料

荣宗敬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选自袁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

唐力行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号称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在“黄金时代”的迅速发展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来加以说明。辛亥革命前(1903-1908年)新式企业在旧商部的注册数为265家,年均注册约44家。辛亥革命后(1912-1921年)新式企业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的注册数为794家,年均约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不仅企业的数量倍增,而且新建企业的规模也较辛亥革命前为大。这从投资额的增长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1895-1911年)间,全国新式企业的投资总额为11131万元;而辛亥革命后的七年(1912-1918年)之中投资总额即达14286.5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万元。我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在这一“黄金时代”奠定的。

 “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据统计,1914至1922年间纯粹由民族资本所创办的纱布厂总共有54家,其中1920至1922年间所开设的即达39家,这三年的发展已超过1914年之前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人所开设纱厂的总数--31家。新厂的增设加之原有老厂的扩充,全国的纱锭数由1913年的484192枚猛增至1922年的1506634枚,布机则由1913年的2016台增至1922年的6767台。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多仰给进口洋面。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购买面粉。1913年中国出口面粉13.9万余担,至1918年已达200万担,1920年增加到396万担。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面粉出超国,1920年出超竟达345万担。国内销路也同时大增,据海关统计:各关运进的国产面粉数量1912年为129万余担,1921年增加到396万余担,即增加了二倍有余。这就极大地刺激了面粉工业的发展,新设立的面粉厂大幅度增加,从1896至1913年的53家,资本总额8622千元,到1921年的123家,40000千元,面粉厂增加了一倍多,资本总额增加了四倍多。此外,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筹新式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近世末叶所出现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较为自由的发展时期。黄金时代的到来是由下述条件的配合而造成的:

 0  336829  336837  336843  336847  336853  336855  336859  336865  336867  336873  336879  336883  336885  336889  336895  336897  336903  336907  336909  336913  336915  336919  336921  336923  336924  336925  336927  336928  336929  336931  336933  336937  336939  336943  336945  336949  336955  336957  336963  336967  336969  336973  336979  336985  336987  336993  336997  336999  337005  337009  337015  337023  4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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